國外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新趨勢
袁文坤
2024年01月11日 07:54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發(fā)展空間進一步擴大，因為較之于冷戰(zhàn)時期美蘇戰(zhàn)略競爭的外部格局限制，冷戰(zhàn)后國家行為體的戰(zhàn)略能動性進一步增強。加之冷戰(zhàn)后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凸顯，政治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價值獲得更大關注。在傳統和經典的人格、認知與情感研究基礎上，冷戰(zhàn)后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研究得以深入發(fā)展，尤其體現在關于有限理性來源的多樣化、戰(zhàn)略心理命題的細化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這三大方面。近幾年國際學界的理論研究進展較好地呈現了上述研究前沿及其特色，這一趨勢在2023年該領域的學術動向中仍在繼續(xù)，而“有限理性”“戰(zhàn)略心理”“多元方法”這三大關鍵詞構成了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核心所在。
有限理性
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起點，在于對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所依據的理性假定的挑戰(zhàn)。以西蒙（Herbert Simon）為代表的心理學家，在行為心理觀察的基礎上提煉了有限理性的假定，由此奠定了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假定分析起點。近些年包括2023年的相關研究前沿，進一步拓展了有限理性的多樣化來源。具體而言，有限理性可以分為以下兩點。
第一，人格特質。決策者的人格特質，是傳統理性人所排斥的相關心理要素。近年來，西方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認為，決策者的人格特質決定著他的行為偏好和戰(zhàn)略選擇。由此，將人帶回到政治與國際政治分析中，提煉不同行為體人格差異及其對于政治行為和政治后果的差異性影響，成為當前西方國際政治心理學最經典的理論研究路徑。
第二，情感與理性。關于情感的理性特征討論，經歷了早期的情感有害于理性決策，到冷戰(zhàn)結束以來，由于神經科學的研究發(fā)現，重新討論情感對于理性的必要價值。在此基礎上，情感一方面可以重構理性，即情感是理性的必要組成部分，換言之，如果理性人缺乏情感特質則無法成為理性人。因此，國際政治心理學重點討論相關情感的理性價值，比如憤怒的戰(zhàn)略功能、信任及可信任性對于合作的作用、恐懼對于安全感和生存的價值等。另一方面，在理性主義的分析視角下，情感要素是工具性的，即國家可以通過情感塑造、表演和呈現，從而實現特定的戰(zhàn)略目的，比如戰(zhàn)略博弈中的威懾、信息傳遞，以及合作中的氛圍塑造等。
在上述有限理性來源逐漸拓展的基礎上，近年國際政治心理學與傳統的理性主義路徑有融合的趨勢，這一趨勢集中體現為《國際組織》（IO）雜志2017年的新行為主義革命特刊。相關路徑如：多元啟發(fā)理論將決策分為理性的信息處理階段和依靠捷徑的決策階段，行為心理學路徑強調決策者在國內政治壓力下的心理特征，以及在分析層次上區(qū)分決策者個體和群體層次的理性與有限理性特征。
戰(zhàn)略心理
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主要集中于戰(zhàn)略與安全議題領域。因此，戰(zhàn)略心理學的微觀命題是揭示政治心理要素如何影響政治行為與后果的核心研究問題。在此中層和微觀路徑下，近年來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前沿突出表現為戰(zhàn)略心理議題的拓展，比如在決心、地位、信號等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較好的理論創(chuàng)新。2023年，這種創(chuàng)新趨勢得到了進一步深化。
其一，戰(zhàn)略決心。決心是指行為體在面對不利情境時，堅定立場不后退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意志力。因此，戰(zhàn)略決心是決策者的一種內在隱性的特質，其不易觀測，也需要通過特定的信號表達出來。早期的決心研究大多將其與聲譽聯系起來，即國家的決心聲譽是如何形成的，也有研究試圖論證過度追求決心聲譽反而更容易引發(fā)國際沖突。當前的戰(zhàn)略決心研究重點聚焦于作為外部觀察者、對手是如何評估決心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這包括強調過去行為和決心記錄的聲譽派，以及現實主義傾向的學者認為實力是決心評估的重要依據，這種決心的執(zhí)行力包括軍事實力以及是否存在國內的否決者。也有研究試圖去辨析戰(zhàn)略決心并非是一種天生的、穩(wěn)定的內在特質，而是逐步形成的且具有相應的情境性，即其動態(tài)性是因為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由此對于決心信息的認知容易出現偏差，從而引發(fā)沖突。
其二，國際地位。國際地位是最近十余年興起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熱點，它是指國家在特定群體的相關價值屬性上的排序，這些價值屬性包括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道德和規(guī)范倡導以及外交能力等。國際地位的研究可以分為許多分支領域，比如地位標識、地位追求、地位不滿、地位焦慮、地位競爭、地位信號等次級議題。也有研究強調，需要區(qū)分國際地位的兩種不同屬性，比如特定霸權地位具有零和性質，但俱樂部成員資格的地位則是非零和的。由此，一些特質主導的地位更容易凸顯零和性和競爭性，比如領導權地位等，而角色地位則可能是更為強調共同體資格的參與，具有一定的非零和性和包容性。一些新興國家的外交行為可能由地位追求動機主導，而非權力追求，因此體系中主導國家采取包容式和接納式的地位承認策略，則更有利于規(guī)避相關的國際沖突。
其三，外交信號。自杰維斯（Robert Jervis）在《信號與欺騙》中開創(chuàng)外交信號理論研究后，近些年國際政治心理學學者重新關注外交信號的理論創(chuàng)新。外交信號的經典路徑基于理性主義的邏輯，強調戰(zhàn)略理性或理性代價的效用。比如，杰維斯借鑒印象管理理論，認為國家的外交信號都是投射和塑造形象；費倫（James Fearon）則強調理性代價論以及對于信號可信的作用，比如常見的“捆綁雙手”和“沉默成本”策略。進一步講，理性主義者強調西式民主體制下，觀眾成本對于信號可信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基礎。而近年的政治心理學路徑則更為強調非物質性要素對于信號可信的價值。比如，聲譽路徑學者強調信號的聲譽的影響，情感論學者借鑒認知神經科學的前沿，認為面對面的交流對于信號可信是重要的?？傊?，國際政治心理學關于外交信號理論的前沿，側重于辨析信號可信的微觀、非理性代價的來源。
多元方法
國際政治心理學創(chuàng)新與前沿，需要科學方法的支持。近年來以及2023年的方法論演進，體現了國際政治心理學作為交叉性學科的理論方法特點。
一是經典的案例研究。由于國際政治的不可接觸性、敏感性和政治性，以及國際政治心理特定案例的數量少但影響大等特點，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研究的傳統和經典路徑是案例分析。時至今日，這種凸顯異質性案例為理論創(chuàng)新來源的方法論，仍是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主流。比如，人格特質流派，其創(chuàng)新來源變?yōu)樘囟▊€性獨特的領導人的出現，或者依據新的理論重新解讀美國歷任總統，從而形成新的案例類型聚焦。比如，米洛（Keren Yarhi-Milo）依據“自我監(jiān)控信念”，將美國總統區(qū)分為“自我監(jiān)控信念”較高和較低兩類，從而探析其對于總統對外使用武力的不同影響。
二是新方法的綜合使用。雖然案例分析是主流方式，但由于國際政治心理學的內隱特點，一些心理學化的心理測試、文本分析、實驗設計、定量驗證等多元方法，成為近年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方法運用特色。比如，政治人物的人格分析，其基礎在于對其人格特質的精確描述，傳統方法側重于人格類型的分類，如巴伯（James Barber）關于主動—被動和積極—消極的維度區(qū)分。隨著人格測試方法的進步，從操作碼（operational code）到大五人格等多種標準的政治人物測試方法都得到系統的運用，這些方法有助于更為精確測量特定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傾向。此外，由于政治人物心理要素不能直接測試，更多是遠距離的測試方法，所以，以上述測試方法為基礎的量化方法，要么基于調查問卷的測試方法，要么基于政治人物的公開政治話語文本進行編碼數據轉換，從而探析其特定的人格特質、政策偏好、政治動機等內隱政治心理要素。此外，通過在線、線下的模擬性政治和決策實驗，探析政治精英和民眾在政治認知、行為決策上的特定心理規(guī)律和機制，也成為2023年流行的政治心理學研究方法。而且，上述多種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綜合運用，成為未來國際學界理論研究的方法運用趨勢。
總之，綜合觀察近年國際學術界關于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可以看到三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關于有限理性來源的多樣化拓展以及理性與政治心理路徑融合趨勢，戰(zhàn)略心理命題的政治心理學路徑深化，多元方法的綜合使用。對中國學術界而言，有必要吸收國際學術界的這些理論前沿與特色，并進行批判性分析，以此為資源構建中國政治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