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蜀人的“好文刺譏”
錢翥
2016年04月05日 00:00
李殿元
《中華文化論壇》2016年2月《漢書·地理志》說：“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薄?〕按照現代人的翻譯，就是：“漢景帝和漢武帝時期，文翁為蜀郡郡守，教導百姓讀書和遵守法令，沒有達到誠信道德，反而喜歡用文章來諷諫，崇尚羨慕權威和勢力?！薄?〕類似的話在《華陽國志》也有：巴蜀“承秦之后，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為什么在漢晉時期，巴蜀人會得到如此評價？這是褒義還是貶義？需要認真辯析。
一、“俗好文刻”來源于“好文刺譏”
《華陽國志》在《蜀志》中說：文翁為蜀守后，“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3〕。《華陽國志校注》釋“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為“陵夷：衰落，廢馳。秦代禁止私人辦學，命黔首以吏為師，故稱學校陵夷。文刻：文，華而不實；刻，刻薄、苛刻?！薄?〕如果蜀人真是“華而不實”又“刻薄、苛刻”，那“俗好文刻”就真的是貶義了。因為古籍往往有許多版本，《華陽國志》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后，不少學者，包括《華陽國志校注》的校注者，致力于對它的?？?，功不可沒。整理、?？?、補充《華陽國志》集大成者的任乃強先生在他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認為，“俗好文刻”的“刻”字，當依“勝于以前諸本”的“嘉慶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改為“刺”〔5〕。任乃強先生的看法是有依據的，無疑是正確的。
古人沒有今人的版權意識，他們的撰著，大量參考、引用，甚至全文照抄別人的著作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例如，司馬遷《史記》中的《樂書》，就來源于《樂記》；班固《漢書》中的《司馬相如傳》，幾乎是全文照抄《史記》的《司馬相如列傳》。
常璩在撰寫《華陽國志》時，也是大量地參考、引用當時能見到的著作，盡可能地將有關史料納入其書中。以記載蜀地歷史的《蜀志》而言，就“取材于揚雄《蜀本紀》，應劭《風俗通》，譙周《益州記》，陳壽《益部耆舊》，與揚雄、左思二、“好文刺譏”是對巴蜀文人的褒稱我認為，“好文刺譏”雖然說的是“巴蜀”，但是，它實際上只是對巴蜀文人，尤其是對蜀文人的褒稱。
“好文”很好理解，喜歡文字，好作文章。“刺譏”之“刺”，《辭源》說有殺死、鏟除、刀鋒、指責、諷刺、名片、探詢、撐船等義，在這里無疑就是指責、諷刺之意；“刺譏”之“譏”，《辭源》說有譴責、非議、諷刺、稽查、察問之義〔9〕，在這里無疑就是譴責、非議、諷刺之義。問題是，指責、諷刺、譴責、非議這些詞，并不就是貶義詞，必須根據這些行為的目的，使用方式，效果等情況進行判斷。
（一）從史學的角度論班固贊同“好文刺譏”
“好文刺譏”出自《漢書·地理志》，《漢書》為東漢班固所撰。班固是繼司馬遷之后非常杰出的史學家，被史學界并稱為“馬班”。
雖然《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是有國史色彩的“正史”。但是，班固在作為封建統(tǒng)治思想的儒家學說已經加強，史書撰寫不得不“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整齊紀傳體史書形式，開創(chuàng)專寫一個朝代的斷代史體例，成為后世“正史”楷模；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稱“志”，取消“世家”，以“十志”的內容超越《史記》的“八書”。這些改變對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來的“二十四史”基本沿襲。尤其是寫社會各階層人物，《漢書》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堪稱后世傳記文學的典范。
班固對司馬遷是非常尊敬的。在《漢書》中專列有《司馬遷傳》，雖然為了讓皇帝閱讀時能夠通過，他不得不寫上“論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弊也”。這些“批評”司馬遷的文字，但是，更有：“然自劉向、揚雄兩《蜀都賦》、來敏《本蜀論》、趙寧《鄉(xiāng)俗記》及常氏自所見聞，而以《史記》《漢書》《續(xù)漢書》《漢紀》《續(xù)漢紀》與陳壽、王崇《蜀書》之文參訂之”〔6〕?？梢钥隙ǎｈ乘鶎懙摹俺星刂?，學校陵夷，俗好文刻”，就來源于《漢書》的“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
但是，《華陽國志》在挪用它書的文字時，常常發(fā)生改動的情況。例如：《華陽國志》有“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7〕。這里的“蜀學比于齊魯”，來源于《漢書·循吏傳》。但是，《漢書·循吏傳》的原句是“: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薄?〕不用說，“蜀學比于齊魯”與“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的說法，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笆駥W比于齊魯”，是說蜀地儒學水平已經趕上齊魯，與其不相上下了；而“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僅僅是說蜀人在京求學人數與齊魯差不多了。雖然從蜀人求學人數與齊魯相當這一現象能看出蜀地教育興旺發(fā)達，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蜀地儒學水平在當時就已經與齊魯不相上下了。
“俗好文刻”雖然來源于“好文刺譏”，但是，《漢書》說的是“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后，“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而《華陽國志》說的是文翁為蜀守后，“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即是說，“好文刺譏”也罷，“俗好文刻”也罷，《漢書》說是發(fā)生在文翁立學后，而《華陽國志》說是發(fā)生在文翁立學前。文翁立學在當時影響巨大，政府也將其作為典范在全國推廣。這一差異說明，蜀人的“好文刺譏”、“俗好文刻”是原生的品質，將其解釋為“沒有達到誠信道德，反而喜歡用文章來諷諫，崇尚羨慕權威和勢力”，以及“華而不實”，“刻薄、苛刻”，不見得是正確的。
既然“俗好文刻”來源于“好文刺譏”，那么，《漢書》說蜀人“好文刺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fā)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10〕這樣稱贊和肯定司馬遷的文字。而司馬遷，從他“論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就可以知道，正是典型的“好文刺譏”之人。
翻開《史記》的傳播史就知道，漢魏時期的統(tǒng)治者并不喜歡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二十四史”就是“正史”。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是名副其實的官史。在這“極個別例外”中，就有《史記》。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是他的個人撰述，并不體現最高統(tǒng)治者尤其是司馬遷時代的漢武帝的意志。
《三國志》記有魏明帝與大臣王肅關于《史記》不體現最高統(tǒng)治者意志的對話：“‘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薄?1〕即是說，魏明帝曹睿批評司馬遷，認為他因為受過宮刑而著《史記》，貶損漢武帝，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寫了《史記》后，閱到《孝景本紀》和《今上本紀》后，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并把這些書簡扔掉了。
像司馬遷這樣秉筆直書，敢于在某些方面批評朝廷的史學家和他的著作，是封建統(tǒng)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所以，當司馬遷完成《史記》后，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范圍限制于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當時還沒有紙，寫在竹簡上的《史記》也就不可能得到傳播。
班固自己也有類似司馬遷的遭遇。當他立志在父親已成《史記后傳》的基礎上，利用家藏的豐富圖書，全力以赴撰寫《漢書》的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告發(fā)他“私改作國史”〔12〕，于是，他被捕關進了京兆監(jiān)獄，書稿也被官府查抄。當時，“私修國史”是被嚴格禁止的，更不用說“私改作國史”了。面對這種形勢，班家老小十分緊張，害怕班固兇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為了營救哥哥，立即從扶風安陵老家急馳京城洛陽，上書為班固申冤，引起漢明帝重視，特召班超核實情況。班超將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以及“宣揚漢德”的意向告訴了漢明帝。這時，扶風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書稿送至京師。明帝讀了書稿，知道了班固的才華，認為他所寫的書稿未傷“漢德”，于是下令釋放，并將他召到京都皇家校書部供職，拜為“蘭臺令史”，去完成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意志修撰的“正史”。
班固的家族算得上是世代為文為官，也就免不了會“好文刺譏”。班固自己記載，他的大伯祖父班伯敢于以“沈湎于酒”之典故當面諫成帝。漢成帝是中國古代“赫赫有名”的昏君，歷史上對他的定評是“湛于酒色”，可是，面對班伯對他“沈湎于酒”的批評，他也只得“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13〕“讜言”，就是正直的言論，也是“刺譏”之言。班彪、班固父子，誠如《后漢書》所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jié)，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jié)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薄?4〕
（二）從漢賦的角度論班固贊同“好文刺譏”
班固是著名的漢賦作家，為“漢賦四大家”之一。
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學形式，兼有散文和韻文的性質。賦的的形成和發(fā)展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它大約產生在戰(zhàn)國后期，接受了縱橫家游說之辭及楚辭的巨大影響。到了漢代，賦有了恢宏氣勢，這正是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積極樂觀的時代精神的藝術體現。漢賦對國土之廣闊，水陸物產之豐盛，宮苑建筑之華美壯麗，以及漢朝文治武功之隆盛，進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歌頌，表現了炎黃子孫對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對自己創(chuàng)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現了對客觀世界的熱愛。漢賦影響了千年中國文學。
在漢賦作家群中，有著名的漢賦四大家，通常指的是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這四人，他們都有代表性的名篇傳世，在當時及后世文壇影響深遠，文譽其名。
司馬相如確立了漢賦“勸百諷一”的風格，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甘泉賦》、《長揚賦》、《羽獵賦》，以司馬相如諸賦為藍本，在文學史上首開不遜于原作的模擬之風；班固代表作《兩都賦》，盛夸東漢之聲威；張衡所著《二京賦》，比之《兩都賦》篇幅更長，結構更宏偉，被譽為“長篇之極軌”。
“勸百諷一”是漢賦的特點之一，“勸百諷一”也就是“刺譏”。司馬相如的賦，“廣博宏麗，卓絕漢代”，具有磅礴的氣勢和批判精神?！蹲犹撡x》和《上林賦》這兩篇賦假托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在對田孜、諸侯的田獵盛況與宮苑之豪華作極為夸張的描寫，并歸結到歌頌漢朝的強盛與天子的威嚴的同時，作者采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洞笕速x》更是直接諷刺漢武帝喜好神仙。
揚雄《甘泉賦》、《羽獵賦》等作品在題材、思想傾向、結構手法上與司馬相如的大賦很相似，不同的是加強了諷喻的分量，鋪陳描寫也更加深沉。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愿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v橫論辯，善為排比，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對后世述志賦頗有影響?！吨鹭氋x》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于貧困，鄙視“貧富茍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西土耆老，咸懷怨思”，仍希望復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此作《兩都賦》。賦中以主客問答方式，假托西都賓向東都主人夸說西都長安的關山之險、宮苑之大、物產之盛。東都之人則責備他但知“矜夸館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漢開國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遷都洛邑、中興漢室的功績，于是宣揚光武帝的教化之盛，最后歸于節(jié)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15〕。《兩都賦》體制宏大，寫法上鋪張揚厲，完全模仿司馬相如、揚雄之作，是西漢大賦的繼續(xù)。在宮廷游獵之外，班固又開拓了寫京都的題材，后來張衡寫《二京賦》，左思寫《三都賦》，都受他的影響。
雖然“勸百諷一”作為漢賦特點，其“刺譏”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給統(tǒng)治者的影響也很有限，但是，在封建時代，在君權具有絕對權威的時代，能當面對統(tǒng)治者提出“刺譏”，就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了。
（三）從司馬相如、揚雄被尊崇看“好文刺譏”
與班固同為漢賦四大家的司馬相如、揚雄，都出身于成都。在班固所撰《漢書》關于人物的事跡記載中，除了開國君主劉邦之外，只有記載司馬相如的卷五十七、記載揚雄的卷八十七這兩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見篇幅之大，所載事跡之多。其他漢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呂后、武帝、張良、蕭何、董仲舒等，均沒有獲得這種待遇。這表明，班固對作為蜀地文人代表的司馬相如、揚雄是非常尊崇的。而司馬相如、揚雄在一生的活動中，“好文刺譏”可以說是最有特色。
《漢書·司馬相如傳》雖然來源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但是，班固之所以基本照錄司馬遷之文，正說明他對司馬遷所著《司馬相如列傳》的認同?！稘h書·司馬相如傳》有下面這些文字：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嗳缗c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鄙狭钌袝o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借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jié)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嗳缈诔远浦鴷３Ｓ邢什?。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仙浦＿€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曰：……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毕嗳缫詾榱邢芍寰由綕砷g，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jié)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wèi)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16〕！再看《漢書·揚雄傳》，下面這些文字也可以證明揚雄的“好文刺譏”：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凵俣脤W，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仁菚r，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垡詾橘x者，將以風之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垡娭T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圣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霉哦鴺返?，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17〕。從班固所錄、所撰的司馬相如、揚雄的生平事跡來看，說他們“好文刺譏”恰如其分。而從班固對他們生平事跡的撰、評看，班固對他們是非常尊崇的。這證明，“好文刺譏”是褒義而不是貶義。司馬相如、揚雄可以說是古代巴蜀文人的代表，他們“好文刺譏”，其他的巴蜀文人當然也“好文刺譏”。
三、“好文刺譏”是巴蜀文人的傳統(tǒng)與特色
巴蜀地區(qū)文化迅速發(fā)展，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文翁興學之故，我認為并不完全。誠然，文翁興學對蜀地文化的發(fā)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文翁興學的主要內容是辦官學，后來景帝在全國推廣的也是這個，官學有利于標準教材，統(tǒng)一思想，未必然有利于學術創(chuàng)新。如果將蜀地文化迅速發(fā)展完全歸功于文翁，就很難解釋“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18〕的蜀人為什么能突然冒出像司馬相如這樣的大家。沒有長期的文化積淀、文化修養(yǎng)，是不可能產生文化巨人的。這只能說，在文翁興辦官學時，民間包括家庭教育在內的私學是很發(fā)達的。
事實上，秦滅巴蜀后，全面強力推行中原文化，大量北方移民涌進巴蜀地區(qū)，移民文化是最有包容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文化，所以，經過一兩個世紀的發(fā)展，到漢景帝、漢武帝時期，蜀地文化就全面開花結果，并且有豐碩的大果實。在漢賦四大家中就占據其二，司馬相如和揚雄，其中揚雄不僅以辭賦為長，還工于學術，著有《方言》，成為中國古代研究方言并發(fā)表著作的第一人，還是漢代學術的領軍人物。另外還有王褒，也是西漢辭賦大家，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文學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漢賦、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漢賦是開了一個好頭，巴蜀出了三位大師，超越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
司馬相如是巴蜀文人的典范，他的性格兼具崇文尚武兩方面：一方面是好讀書所顯示的沉靜；另一方面是好武所顯示的剛健。如果只是好文的沉靜而無尚武的剛健，他就不會在漢景帝不好辭賦之時，毅然棄官到梁孝王那里；如果不是有尚武的剛毅性格，他不可能對漢武帝也要“刺譏”，也不可能出使西南，為漢王朝打通西南通道立下卓越功勛，更不可能做出琴挑卓文君的大膽舉動，為后世留下一段美妙的愛情故事。
正是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巴蜀文人“風流才子”的特點，所以，班固在《漢書》中就說巴蜀人“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譏刺”。這一評論同時揭示出了古代巴蜀人兩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好文，善著書。正是這一點，使司馬相如為漢武帝所賞識，成為千古流名的大文人。二是未能篤信道德?！拔茨芎V信道德”并不是如現在那些白話“二十四史”者所翻譯的“沒有達到誠信道德”，而是正統(tǒng)道德觀念淡漠。司馬相如之時，由孔子奠定的禮教文化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扎下深根，而僻處西南一隅的古代巴蜀到西漢之時仍未能更多地受到這種影響。雖然在文翁興學之后，儒家文化較大規(guī)模傳入巴蜀，但是，從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看，特別在道德方面，看看歷史上所歆羨的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知道巴蜀人對正統(tǒng)道德觀念之淡漠了。
而古代巴蜀，“好文刺譏”的文人并非司馬相如一人，尤其是在司馬相如之后，他成為后世巴蜀文人欣羨和仿效的榜樣，“好文刺譏”成為巴蜀文人很普遍的一種性格，或者說是現象。這里就說說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西晉時的陳壽，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響最大的是，記述自l84年黃巾起義以后至280年晉滅吳約一百年歷史的史學著作《三國志》。三國時期是個頭緒眾多、內容繁雜的時代，陳壽沿用司馬遷開創(chuàng)的紀傳史體例把這個時代歸納為一書，比較客觀地反映出這一時期歷史的真實面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魏晉”正統(tǒng)觀念的強大壓力下，他在對三國歷史特別是劉備創(chuàng)建的劉氏政權的歷史進行撰述時，能以一個“良史”必須忠實于歷史的道德品質，以“魏書”、“蜀書”、“吳書”這種方式客觀反映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從而使他苦心寫作的《三國志》經住了歷史的檢驗。陳壽在《三國志》中，對“魏晉”居于最權威地位的曹操、司馬懿也毫不客氣地進行“刺譏”。他說：“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崔）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薄?9〕又說：“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20〕這是通過古制、經典來諷喻魏國的分封制造成了魏氏王公雖有其名，而未有其實，以至于在司馬懿政變誅曹爽時魏氏王公毫無反抗之力，也就間接地指出了司馬氏是篡奪魏之政權。唐代浪漫主義大詩人李白之所以被后人譽為“詩仙”，是因為他的詩歌總體風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時代的繁榮景象，也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荒淫和腐敗，表現出蔑視權貴，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積極精神。盛唐國力強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業(yè)。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覺得憑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21〕，對于那些靠著門第蔭封而享高官厚祿的權豪勢要，
他投以強烈的鄙視，表現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視封建等級制度，不愿阿諛奉迎，也不屑于“與俗浮沉”，所以才有讓高力士脫靴、楊貴妃磨墨這樣的傳說。他反對唐玄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揭露將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他通過對政事的分析，并到幽燕實地觀察，以詩人的敏感，最早揭示禍亂將作。“安史之亂”爆發(fā)，他的愛國熱情因此升華。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愛國內涵，并富于社會意義和時代特征?！豆棚L》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對社會現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發(fā)出了最響亮的呼聲：“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22〕這個藝術概括在李白詩歌中的意義，可以說是把唐詩中反權貴的主題發(fā)揮到了酣暢淋漓的地步。這種在權貴面前毫不屈服，為維護自我尊嚴而勇于反抗的意識，就是巴蜀文人的特色，也是魏晉以來重視個人價值和重氣節(jié)傳統(tǒng)的重要內容。
宋代的蘇軾，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人、詞人，被評為“文章獨步天下”。他不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位難得的盡可能考慮人民利益的好官。在官場上，他不像其他人那樣明哲保身，以敢言著稱，他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23〕，看到弊政總要一吐為快。他因在新法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在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百姓的損害，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又因作詩諷刺新法、被以“文字毀謗君相”之罪名入獄。司馬光被啟用為相后，盡廢新法，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認為新法不可盡廢，其所謂舊黨、新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zhí)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的抨擊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一再遭到貶謫。他到杭州當太守，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著名的“蘇堤”。他最后被貶至海南儋州，仍然為古代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卓越的貢獻。蘇軾的詩文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后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明代的楊慎是個勤奮的“百科全書式”的大才子，他與解縉、徐渭合稱“明朝三才子”。楊慎的父親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內閣首輔楊廷和。明武宗正德六年，楊慎以狀元身份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楊慎上疏抗諫，被迫稱病還鄉(xiāng)。嘉靖三年（1524），針對皇帝的“大禮議”爆發(fā)，楊慎與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順門，撼門大哭，自言“國家養(yǎng)士百五十年，仗節(jié)死義，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將眾人下詔獄廷杖，當場杖死者16人。十日后，楊慎及給事中劉濟、安磐等七人又聚眾當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楊慎、王元正、劉濟都被謫戍。楊慎被貶往最邊遠的云南永昌衛(wèi)，而且終老云南。楊慎在云南35年，游歷考察，著書立說，設館講學，廣收弟子，其著作是整個大明朝最多的?！睹魇贰钌鱾鳌酚涊d：“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薄?4〕除2300余篇詩文外，楊慎的雜著多達100余種。包括《丹鉛總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書品》、《畫品》、《大書索引》、《金石古文》等等，內容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醫(yī)學、生物、金石、書畫、音樂、戲劇、宗教、語言、民俗等等，按今天的算法，足足跨了十多個學科。有人做過統(tǒng)計，楊慎到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寫有著述40多種，楊慎赴滇后至明末，云南共有150余人寫有著作260余種〔25〕。楊慎還在云南培養(yǎng)出了第一個少數民族學派——“楊門七子”，掀起了高質量、全方位的漢文化傳播高潮，全國文壇中心甚至一度出現南移的現象。
由此可見，巴蜀之所以文人輩出，與“好文刺譏”這個巴蜀文人的傳統(tǒng)是有很大關系的。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地理志下［M］．中華書局，1999．1313．
〔2〕 謝圣明主編．白話二十四史［M］．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
〔3〕〔7〕 常璩撰，任乃強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41．
〔4〕 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M］．巴蜀書社，1987．215．
〔5〕〔6〕 常璩撰，任乃強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5，4．
〔8〕〔10〕 班固．漢書·循吏傳［M］．中華書局，1999．2689，2070．
〔9〕 辭源［K］．商務印書館，1986．351．2920．
〔11〕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肅傳［M］．中華書局，1999．314．
〔12〕〔14〕 范曄．后漢書·班彪列傳［M］．中華書局，1999．896．935．
〔13〕 班固．漢書·敘傳［M］．中華書局，1999．3081-3082．
〔15〕 陳宏天．昭明文選譯注（第一卷）［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16〕 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M］．中華書局，1999．1923-1982．
〔17〕 班固．漢書·揚雄傳［M］．中華書局，1999．2607-2662．
〔18〕 揚雄．蜀王本紀［M］．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Z］．中華書局，2000．
〔19〕 陳壽．三國志·魏書·崔琰傳［M］．中華書局，1999．279．
〔20〕 陳壽．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M］．中華書局，1999．441．
〔21〕〔22〕 李白．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夢游天姥吟留別［Z］．全唐詩（卷一六一至一八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 朱弁．曲洧舊聞［M］．中華書局，2009．
〔24〕 張廷玉．明史·楊慎傳［M］．中華書局，1999．3386．
〔25〕 青青．愛廉說·成都歷史上的清官廉官故事［N］．成都日報．2015-5-23．
作者簡介：李殿元，阿壩師范學院禹羌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四川 阿壩 624000。
]]>
2016年04月05日 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