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早期佛教考
———以《高僧傳》為中心
錢翥
2016年09月13日 00:00
鄧新航1， 王玲娟2
《理論月刊》2016.08漢武帝開通西域以來，印度佛教傳入漢地，首先便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都城長安和洛陽等地形成幾大佛教文化中心。與之相比，巴蜀早期佛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極小的， 故有學者認為：“川蜀地區(qū)接觸佛教的時間較中原為晚，各種史籍均不見東漢時期川蜀地區(qū)的佛教資料，基本可以作出東漢時期川蜀沒有佛教事業(yè)的結(jié)論。 ”［1］我們?nèi)魪膫魇牢墨I流傳的情況來看，一般也可作出東漢時期巴蜀地區(qū)似無佛教流布的結(jié)論。①但是，隨著近年來大量漢代考古資料的不斷出土，我們在巴蜀地區(qū)卻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東漢至蜀漢時期的佛教遺物，譬如四川樂山麻濠、柿子灣崖墓佛像，彭山漢墓搖錢樹座佛像等，②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東漢時期的巴蜀地區(qū)已有佛教的印跡。
值得關(guān)注的是，大約在蜀漢或稍后一段時期，巴蜀地區(qū)的佛教似乎又趨于短暫停滯狀態(tài)，③這時在巴蜀地區(qū)鮮見與佛教相關(guān)的遺物。同時，我們在歷史文獻中也檢索到關(guān)于蜀漢佛教不興的零星記載，據(jù)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八《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載：“蜀中二主（指劉備、劉禪），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三國時期的蜀地，未曾聽說過有信仰或毀壞佛教的事情。 那么有史記載巴蜀早期佛教的再度發(fā)展，可能要到東晉時期了。
關(guān)于巴蜀早期佛教發(fā)展最有價值的文獻史料，是南朝梁代釋慧皎所著的《高僧傳》，該傳較為詳細地記載了自東漢永平十年（67 年）到梁天監(jiān)十八年（519 年）全國高僧的活動情況。 在巴蜀早期佛教史料匱乏的情況下，我們檢索發(fā)現(xiàn)，《高僧傳》中記載了不少與巴蜀地區(qū)有關(guān)的高僧，他們或從外地不畏險阻入蜀弘法，或欽慕域外高僧大德們的學識而出蜀求法， 很大程度上是這些高僧在巴蜀的活動推動著巴蜀早期佛教的向前發(fā)展。
1 早期入蜀弘法的高僧
據(jù)我們統(tǒng)計，《高僧傳》 中與巴蜀地區(qū)有關(guān)的高僧共 43 人。 其中，正傳完整記載的有 28 人，略微提及的有 15 人。 從高僧籍貫來看（表 1），外地入蜀的高僧多來自北方絲路沿線上的佛教中心涼州、 敦煌、 隴西等地，所占比例約 32%。①除此，從西域前往巴蜀弘法的高僧約占 21.4%，②且這些外來高僧也多借道河西等地前往蜀地，譬如賓僧人曇摩密多，“周歷諸國，遂適龜茲……遂度流沙，進到敦煌，于閑曠之地，建立精舍……頃之，復適涼州，仍于公府舊事，更茸堂宇，學徒濟濟，禪業(yè)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zhuǎn)至蜀……”，［2］可見，作為南北文化溝通的重要交通要道的巴蜀大地，在其佛教發(fā)展的初期，河西走廊上的佛教對其影響是相當大的。相較而言，巴蜀本地籍貫的高僧僅有 7 人③，約占整個《高僧傳》中所載高僧（正傳 257 人，附 244 人）人數(shù)的 2.7%，所占比例很小，足見巴蜀佛教發(fā)展的初期，不管是高僧數(shù)量、佛教義學、民眾信仰范圍等方面，均遠落后于長安、洛陽、荊州、建鄴等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區(qū)。
查閱相關(guān)佛教史籍， 西晉以前鮮有僧人出入巴蜀地區(qū)的記錄， 那么有史記載第一位前往巴蜀弘法的高僧是誰？ 溫玉成結(jié)合《高僧傳》卷十《晉長安涉公》和元代念?！斗鹱鏆v代通載》卷六兩項文獻資料，認為四川第一位僧人是前秦時代的涉公，涉公為西域僧人，先入蜀修煉，后游化至長安，在蜀時間在 376 年前。［3］但我們對此提出兩點疑問。首先，《高僧傳》卷十《涉公傳》中并未提及他與巴蜀地區(qū)的任何關(guān)系，只是稱他“西域人也。以苻堅建元十二年（376 年）至長安”。［4］
其次，《佛祖歷代通載》為元代僧人念常于至正元年（1341 年）編撰而成，此時距東晉近一千年之久，近代著名史家陳垣曾指出該書多處訛誤。如此來看，溫玉成的上述推斷值得進一步推敲商榷。
通過反復查閱《高僧傳》等史籍，我們認為，最先入蜀的高僧是釋法和與單道開， 時間大致在東晉初期。《高僧傳》卷五《釋法和傳》：“釋法和，滎陽人也。 少與安公（道安）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 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guān)，住陽平寺。 ”［5］石氏之亂大致發(fā)生在330 至 350 年間，那么釋法和必在 350 年前就“率徒入蜀”。 法和與道安的關(guān)系頗為密切，故他的到來在當時曾引起不小轟動，蜀地的士人，追慕其佛學、道德的人頗多。 襄陽陷沒后，法和又離開巴蜀去了長安。 另外，《高僧傳》卷九《單道開傳》載：“單道開，姓孟，敦煌人。少懷棲隱，誦經(jīng)四十余萬言……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 ”［6］單道開具有一日行幾百里的神異，于建武十二年（346 年）從西平（今青海西寧），經(jīng)由河南道，僅用一天時間就到了南安（今四川樂山），并且在四川剃度了一個童子為沙彌。可以說，東晉初期是巴蜀佛教“正式起步”的時期。 相對于東漢三國時期佛教在巴蜀的濫觴來說，我們這里所指“正式起步”的含義主要有兩點：其一，這一時期的佛教基本上早已擺脫漢代依附于黃老之學、神仙方術(shù)的情況，佛教在社會上獲得了一定的獨立地位；其二，此時佛教在蜀地不僅得到了官方支持，且還有不小的群眾基礎。 此外，自釋法和、單道開入蜀后，東晉時期還有不少高僧曾先后入蜀。 入蜀時間較為明確的如慧遠之弟釋惠持（337-412年），“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在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 年）辭遠入蜀。 ”［7］惠持入蜀后就沒再離去，在蜀弘法達 13 年之久，為巴蜀早期佛教的發(fā)展做出了較大貢獻。 稍后一段時期入蜀的高僧還有釋曇翼、僧伽難陀、慧巖、僧恭、釋賢護、釋法緒、曇弘①等。 值得一提的是，東晉時期入蜀的高僧多為道安的弟子或同學。道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自不必說②，那么道安徒眾的陸續(xù)入蜀， 必定帶來了當時國內(nèi)發(fā)達的佛學事業(y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巴蜀早期佛教的發(fā)展，使得巴蜀佛教逐漸與發(fā)達地區(qū)靠齊。
2 早期高僧出入蜀地的傳播路線
兩晉南北朝時期， 不少高僧大德往往不局限于固定在長安、洛陽、河西、荊州、建鄴等佛教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講經(jīng)說法， 他們之中有的為使佛教有更為廣闊的傳播范圍，有的欽慕外地德高望重的高僧，抑或有的應某地統(tǒng)治者的盛情邀請， 有的恐又常感到漢地佛教義學的匱乏，多前往各地傳法、學習、取經(jīng)、論辯、尋師等。這些云游四方的高僧不僅壯大了當?shù)胤鸾虅萘Γ?鞏固了民眾基礎，很大程度上，還促進了中國與印度、南方與北方佛教的交流與融合。大致來說，他們四處傳播佛法所行經(jīng)的路線，亦是當時官方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民間商賈流動的主流通道。
東晉至梁初，外地高僧進入巴蜀，抑或在巴蜀作短暫停留后走出巴蜀，其所經(jīng)過的傳法路線，可從《高僧傳》中找到蛛絲馬跡。我們推測當時佛教傳入巴蜀地區(qū)的路線主要有三條。
一為河南道③出入蜀地。 在南北朝多年長期分裂，戰(zhàn)事連連不斷的激烈緊張形勢下， 南朝政權(quán)若想與河西、西域等地有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直接溝通往來，入長安經(jīng)河西走廊主道這條道路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這些道路均為北魏拓跋氏所據(jù)。 那么當時吐谷渾境內(nèi)的河南道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條道路大致從四川茂汶、松潘，經(jīng)青海再到河西敦煌等地。 因此，在南北分裂緊張態(tài)勢的逼迫下，此道定是南朝官方與外界溝通的首選，大量高僧選擇此道出入巴蜀也在情理之中了。據(jù)《高僧傳》卷九《單道開傳》：“單道開，姓孟，敦煌人……以石虎建武十二年（346 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 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8］西平治所在今青海西寧，南安治所在今四川樂山，單道開“一日行七百里”的神異雖不可信， 但他從青海至樂山所取的應該為河南道無疑。 又如，《高僧傳》卷十一《釋慧覽傳》：“釋慧覽，姓成，酒泉人……覽曾游西域，頂戴佛缽，仍于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后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遣使并資財，令于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9］據(jù)此可得慧覽當時游學的大致路線：酒泉→西域→河南→四川，當慧覽“路由河南”時，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對其頗為敬重，并為他在蜀立寺，很明顯慧覽由河南道入蜀。再如，《高僧傳》卷十三《釋法獻傳》：“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以宋元徽三年（475年），發(fā)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經(jīng)芮芮。 既到于闐，欲度蔥領(lǐng)，值棧道斷絕，遂于于闐而反……”［10］可知法獻當時走出巴蜀，是經(jīng)過河南道而到達西域地區(qū)的。除此，那些在涼州、敦煌等地頗有成就的高僧，如曇摩蜜多（356-442 年）、釋賢護、釋智猛（？ -453 年）、釋法成、釋道法（？ -474 年）等，他們?nèi)胧耠m未直言“河南”或“青?！钡孛?，僅就當時政治形勢而揣測，我們認為他們也極有可能行經(jīng)河南道而至巴蜀地區(qū)， 因此河南道在巴蜀早期佛教傳播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為從陜西南下經(jīng)川北地區(qū)入蜀。 古代巴蜀與外地的交流溝通是通過一條條由先民發(fā)掘、 探索出的蜀道所實現(xiàn)的，一般來說，蜀道指由京城長安出發(fā)，翻越秦嶺、漢中，南達益州（今成都）的道路，如褒斜道、子午道、金牛道、米倉道、陳倉道等。在這些古道中與巴蜀早期佛教發(fā)展關(guān)聯(lián)最大的，即是金牛道與米倉道。 例如，藍勇考證過金牛道主線， 大致即從漢中經(jīng)勉縣西南烈金壩，入寧強東北的五丁峽，出五丁峽經(jīng)今七盤關(guān)、龍門閣和明月峽的古棧道進入古葭萌（廣元昭化），再經(jīng)劍門、柳池驛、武連驛、梓潼送險亭、五婦嶺、石牛輔入成都［11］。 如《高僧傳》卷八《釋法瑗傳》：“釋法瑗，姓辛，隴西人……于是辭開游學，經(jīng)涉燕、趙，去來鄴、洛……元嘉十五年（438 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后東適建業(yè)……”［12］可知法瑗于公元 438 年到了陜西漢中，稍后從漢中到了成都，不久后又出蜀至南京。又《高僧傳》卷七《釋道汪傳》：“釋道汪（？ -465 年），姓潘，長樂人……嘗行梁州，道汪為羌賊所圍，垂失衣缽……后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于是旋于成都……”［13］道汪在梁州時，聽聞玄高深重禪法，想去拜師學禪，卻遇北魏攻打吐谷渾，受戰(zhàn)亂影響，使他不得不選擇從川北南下巴蜀。
三為沿長江流域進出巴蜀地區(qū)。 長江中下游的荊州、 建康等地早在三國兩晉時期即已成為南方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而且現(xiàn)今出土的大量四川南朝造像，其豐富的題材與先進樣式亦是南朝建康佛教藝術(shù)， 譬如棲霞山石窟藝術(shù)的主流風格， 足見成都與建康的密切聯(lián)系。 例如，《高僧傳》卷六《釋慧持傳》：“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后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后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在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 年）辭遠入蜀……”［14］明顯可見惠持應由荊州入蜀。 又如，《高僧傳》卷十《釋惠安傳》：“釋惠安，未詳何許人。少經(jīng)被虜，屬荊州人為奴，執(zhí)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于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15］足見惠安在當時隨著商賈的流動從荊州至湖南而入川。 再如，《高僧傳》卷十一《釋法琳傳》：“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 少出家，止蜀郡裴寺……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克己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陜西，復隨從數(shù)載……后還蜀，止靈建寺?！保?6］文中所指的“陜西”并非北方地區(qū)的“陜西”，在當時而是指的荊州地區(qū)①。不難看出，法琳隨僧隱去荊州后，又返回蜀地繼續(xù)弘揚佛法。除此，還有釋曇翼、曇摩蜜多、畺良耶舍、釋慧覽、釋法期、釋僧隱、釋法瑗等高僧在蜀地短暫停留后，均前往江南建康等地繼續(xù)弘傳佛法。
關(guān)于佛教與佛教藝術(shù)的入川路線， 姚崇新指出：“南北朝時期，長江水道和河南道是佛教及佛教藝術(shù)入川的重要通道，它們傳入蜀地的是南朝和西域（尤其前者）的佛教與佛教藝術(shù)。 ”［17］通過以上筆者對早期佛教入蜀路線的梳理可知， 我們對佛教入蜀路線的分析與姚崇新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我們在本文的探討并未涉及到佛教藝術(shù)的傳播，若僅就《高僧傳》中所透露的信息來看，我們或可認為：東晉至梁初，除河南道和長江水道外， 佛教還可能從陜西南下經(jīng)川北地區(qū)入蜀，它們傳入蜀地的主要是河西、南朝建康和長安地區(qū)的佛教。
3 巴蜀地區(qū)高僧所弘傳的佛教義學
東晉南北朝時期，巴蜀地區(qū)并不是佛經(jīng)翻譯、佛典編撰的重地， 因此早期佛學的養(yǎng)料基本上由外地輸送而來。 《高僧傳》中所載來往于巴蜀地區(qū)的高僧所弘揚的佛教義學主要是禪學和律學。
一般地說，受東晉南方玄學之風的影響，南北佛教發(fā)展是有差異的，“南方專精義理，北方偏重行業(yè)。 ”［18］但是， 側(cè)重于修行實踐的北方禪學卻在巴蜀地區(qū)頗為流行。據(jù)我們初步統(tǒng)計，《高僧傳》中明確記載與禪學有關(guān)的高僧有釋賢護、釋法緒、釋僧生、曇摩蜜多、畺良耶舍、釋法成、釋慧覽、釋法期、釋道果、釋道法、釋普恒、釋僧隱等十多人；此外，與道安為同學的釋法和，以及拜道安為師的釋曇翼、釋惠持，師事玄高的釋玄暢等，也應精于禪學，因為道安、玄高即已禪學著稱于世。②例如， 從涼州至廣漢的釋賢護， 就 “常習禪定為業(yè)”。［19］來自西域的高僧釋法緒，“德行清謹， 蔬食修禪”，輾轉(zhuǎn)流離到了蜀地，“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被僧尼尊稱為“大禪師”的賓高僧曇摩蜜多“博貫群經(jīng)，特深禪法”，就“常以禪道教授”學眾。［21］“以禪門為業(yè)”的西域高僧畺良耶舍于公元 432 年入蜀①，“處處弘道，禪學成群”，使得巴蜀學禪的人數(shù)大為增加。［22］值得一提的是，在劉宋之初，有史記載蜀地第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曇暉，就曾向畺良耶舍學習禪法。據(jù)《比丘尼傳》卷四《曇暉尼傳》載：“元嘉九年（432 年）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禪關(guān)。 暉年十一，啟母求請禪師，欲咨禪法，母從之?！币浴傲暥U為務”的涼州高僧釋法成，曾在廣漢“復弘禪法”。［23］在青年時就與玄高以禪學著名于世的釋慧覽， 還曾去賓師從達摩比丘學習禪法，當他游學蜀地時，“蜀間禪學，莫不師焉?！庇纱丝梢姡?慧覽帶來蜀地的一定是具有較高水準的禪學理論， 這無不對蜀地禪學整體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較大貢獻。 蜀龍花寺的釋道果“亦以禪業(yè)顯焉。［24］成都安樂寺的釋普恒“習靖禪業(yè)，善入出住”，［25］如此等等。 我們發(fā)現(xiàn)，上述高僧多來自于中原北方等地，可見巴蜀禪學的流行與北方有較大關(guān)系， 正如湯用彤所說：“南方禪法衰替，即間有流行，亦多為北方之支流。 ”［26］此外，在蜀僧人修禪還需選擇遠離鬧市喧囂、環(huán)境幽靜、依山傍水的地方。巴山蜀水獨特優(yōu)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 恰是禪定的理想去處。 當初道安四處分散徒眾時，就曾說“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 ”［27］這也是巴蜀地區(qū)禪學興盛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但巴蜀佛教僅僅有禪學的發(fā)展還遠遠不夠， 僧人們的衣食住行、 言談舉止， 都必須遵守相關(guān)的清規(guī)戒律，正如釋慧皎所說：“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儀為先。 ”［28］所以說這時還有不少的高僧善于律行，推動著巴蜀早期佛教戒律的發(fā)展與完善。 東晉末年的釋惠持就極為重視巴蜀佛教戒律的發(fā)展，在他臨終時，曾告弟子“務勖律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 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29］其大意是說人們的諸種善行都是由遵守戒律而產(chǎn)生的，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時刻都必須謹遵戒律，惠持應是巴蜀地區(qū)倡導律學發(fā)展的第一人。 師事道安的釋曇翼在青年時就“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30］畺良耶舍也“博涉律部”。［31］釋賢護“善于律行，纖毫無犯”，［32］可見他為蜀地僧人樹立了遵守戒律的良好榜樣。發(fā)誓去印度求學的釋智猛，曾在華氏國阿育王舊都得到梵文本《僧祗律》一部，回國后譯出，他人生的最后十四年（437-453 年）都在成都渡過，那么《僧祗律》就很有可能由他帶到巴蜀。［33］釋僧隱“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誦》”，“深解律要”， 他的到來進一步豐富了巴蜀地區(qū)的律學經(jīng)典。［34］影響較大的還有巴蜀本土高僧釋法琳，他“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常遺憾蜀中沒有好的老師，后潛心隨僧隱學法，終于“諸部毗尼，洞盡心曲”，使得“益部僧尼，無不宗奉”于他。［35］此外，釋道房“少善律行”，［36］釋智稱“專精律部，大明《十誦》”。［37］一些大乘經(jīng)典如《法華經(jīng)》、《維摩詰經(jīng)》、《涅?》的翻譯、研習、誦讀，在巴蜀地區(qū)亦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信仰熱潮，且這些大乘經(jīng)典也成為蜀地寺院壁畫、雕塑的文本來源。 比如東晉時期的釋法緒就經(jīng)常獨自在石室中“誦《法華》、《維摩》、《金光明》”，［38］成都郫縣的釋僧生也常在山中“誦《法華》”，［39］以上信息表明，最遲在東晉時期，《法華經(jīng)》與《維摩詰經(jīng)》就流行于巴蜀地區(qū)，直至宋齊時期，這兩部佛經(jīng)還是僧人必誦的經(jīng)典。釋僧隱“誦《法華》、《維摩》”，［40］釋僧候則每兩日念“誦《法華》、《維摩》、《金光明》”，一直持續(xù)了六十多年。［41］對巴蜀佛教作出較大貢獻的釋道汪“雅善《涅?》”，表明至少在南朝宋時，巴蜀地區(qū)已有《涅?經(jīng)》的流布。［42］由于《華嚴》篇幅很大，旨意廣博，一直以來沒有人加以宣講解釋，但釋玄暢“及思幽尋，提章比句”，因此該經(jīng)“傳講迄今，暢其始也”，玄暢對于《華嚴經(jīng)》在中國開始傳譯所作的努力不可謂不大， 他的到來也讓蜀地僧人開始接觸該部大經(jīng)。 與此同時， 他還擅長三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可能還開創(chuàng)了巴蜀地區(qū)三論之學研習的風氣。［43］巴蜀地區(qū)的阿彌陀凈土信仰，至少在南朝宋時就應有不少信奉者， 西域高僧畺良耶舍曾在建鄴譯出《無量壽觀》，使其“流通宋國”，當他西游入蜀時也必定弘揚其法。［44］對彌陀凈土大力推崇的還數(shù)邛崍高僧釋法琳，他經(jīng)?！罢b《無量壽》及《觀音經(jīng)》”，并且十分向往死后能往生西方凈土。［45］此外，釋道法在入定時曾“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46］推測道法有可能在［20］成都傳播有彌勒凈土信仰。 最后還值得一提的是善于轉(zhuǎn)讀的犍為南安（今四川樂山）高僧釋曇憑，他在年輕時前往洛陽白馬寺學習轉(zhuǎn)讀，后還蜀，住在龍淵寺，使得“巴漢學者，皆崇其聲范。 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 ”總之，東晉至梁初，南朝、北朝較為流行的佛典都不同程度地在巴蜀地區(qū)受到高度重視和大力弘揚。 但南北兩地在義學的研討上亦有側(cè)重，方立天認為，南北朝時期，南朝特有學派是三論師和十誦律師，北朝是地論師、四論師、四分律師、楞伽師。［47］就以上的分析來看，我們認為，巴蜀早期佛教的禪學可能先受中原北方地區(qū)的影響， 但稍后南方的影響似乎又占據(jù)了較大主動。
4 早期巴蜀地區(qū)高僧與統(tǒng)治者的交流互動
南北朝初期，佛教在巴蜀能有較為迅速的發(fā)展，若單靠高僧對傳播佛法的滿腔熱血，恐還不能形成“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德成侶”的濃烈佛教氛圍， 很大程度上， 還必須得到當?shù)卣賳T、貴族的支持與推動。 也即是說，佛教依附于王權(quán)才更利于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 東晉高僧道安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 ”［48］北魏高僧法果也說：“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 ”［49］因此，往來于巴蜀大地的高僧大都與政府官員保持著較為緊密的交流與聯(lián)系， 甚至有的高僧在政治上還發(fā)揮了頗為重要的領(lǐng)導作用。
東晉時期，釋曇翼“經(jīng)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保?0］這位學通三藏的高僧云游蜀地，得到了益州刺史毛璩的親自禮接，并設食供奉。 此外，釋慧持于“晉隆安三年（399 年）辭遠（慧遠）入蜀時”，毛璩對他很是推崇，先于惠持到達蜀地的慧巖、僧恭也得到過毛璩的敬重優(yōu)待，［51］足見刺史毛璩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奉者， 他的支持必使佛教在蜀地上層社會中逐漸傳播開來。 巴蜀第一位本土僧人釋僧生在郫縣時，名聲遠播到成都等地，因此宋豐等人，請他做成都三賢寺的主持。［52］南朝宋時影響較大的高僧釋道汪， 早在成都時名聲即已“譽洽朝野”，征士費文淵師從于他，并專門為其在城西北建立祗洹寺。后來，梁州刺史申坦想迎請道汪至陜西漢中，費文淵極力挽留，并上書刺史張悅：“闔境之論，僉曰非宜。 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卑褪衩癖妼Φ劳舻纳詈窀星楹鸵蕾嚦潭扔纱丝梢娨话摺?后劉思考出任益州刺史，“大設法祀， 請汪講說”， 在大明年間 （454-464年）還請道汪在江崖邊建寺，開鑿佛像。若該記載屬實，那么道汪所雕佛像的地方應是巴蜀地區(qū)最早的一處石窟造像點，惜不可考。 再后王景茂“請（道汪）居武擔寺為僧主”，僧俗莫不皈依與他。 景和元年（465 年），蕭惠開西來鎮(zhèn)守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不料中途聽說道汪去世的消息， 甚為惋惜。 當時長樂寺的釋道?“學兼內(nèi)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53］邵碩游學四川時，曾參與成都舉行的“行像”儀式，當時的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對其非常敬仰而師事于他。［54］宋元嘉年間，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郡（今四川閬中）時，聽說釋法成的名聲很大，就派遣使者迎請法成至涪城（今四川三臺），并聽他講解戒律。［55］釋道法弘法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 ”［56］釋普恒于宋升明三年（479 年）在安樂寺去世后，益州將領(lǐng)王玄載緬懷于他，乃為之作贊。［57］釋僧慶于大明三年（459 年）二月八日面對自己所造的維摩詰像，焚身供養(yǎng)，“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 遠在天水的太守裴方明還把他的骨灰收集起來，并造塔供奉。［58］釋玄暢于宋朝末年到成都，“時傅琰西鎮(zhèn)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 玄暢曾給齊太祖蕭道成作有《山贊》，借以預示南齊的建立順應天意。［59］
5 結(jié)語
綜上論述，巴蜀地區(qū)傳入佛教的時間很早，至少在二世紀初佛教就已傳入該地區(qū)，但一直到東晉初期，佛教才逐漸擺脫當?shù)孛耖g宗教的影響而獲得獨立。 東晉至梁初，不斷有高僧從河西等地先后入蜀，帶來了發(fā)達地區(qū)的佛教文化事業(yè)。 高僧們出入蜀地的路線主要有三條：一為河南道出入蜀地；二為從陜西南下經(jīng)川北地區(qū)出入蜀地；三為沿長江流域出入蜀地。在佛教義學方面，巴蜀早期佛教與北方保持高度一致，流行禪學經(jīng)典及其相關(guān)理論。同時，早期入蜀的高僧大都擅長律學，推動著巴蜀地區(qū)佛教戒律的發(fā)展和完備。此外，不少大乘經(jīng)典如 《法華經(jīng)》、《維摩詰經(jīng)》、《涅?》、《無量壽經(jīng)》等也在巴蜀地區(qū)逐漸流行起來。 往來于蜀地的高僧時常與巴蜀地區(qū)的官員保持緊密的聯(lián)系， 一方面高僧可借統(tǒng)治者的勢力更好地宣傳佛教，擴大佛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們往往還利用佛教麻痹人民的意志，從而把人們從對現(xiàn)實狀況的不滿引向?qū)μ摕o縹緲的凈土世界的狂熱追求。
總之，巴蜀早期佛教的不斷發(fā)展，主要得力于一大批具有獻身精神的高僧， 這些高僧的無私奉獻為隋唐巴蜀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可以說，《高僧傳》是一把打開巴蜀早期佛教世界大門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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