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華夏先祖昆侖族團分別向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大遷徙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著名人文史學家任乃強教授，依據(jù)對華夏文化源流的初步考辨指出：華夏古人類起源于青藏高原。他認為，我們的先祖只有一個民族即氐羌。氐羌族團始居于昆侖山北麓，大約在10000年至8000年前，華夏先祖族團由于物候變化的催迫，分兩路大軍分別沿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浩蕩遷徙。這是一場歷時兩千年、綿延數(shù)萬里、時走時停、沿途暫住流布、回旋往復、艱難曲折的長征，為了尋求新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的空前選擇。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量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國內外歷史人文學者的多方面考辨，較充分地證實了華夏民族先祖起源于青藏高原并且向黃河、長江流域大遷徙的可能性。不僅于10000年至8000年前由昆侖山向黃河、長江流域移民，而且早在12000年前青藏高原一批先民亦沿黃河流域遷移并在今安徽、山東一帶下黃河，組成艟艨帆船隊和涕竹舟船隊的混合編隊出海，過日本三千諸島抵達扶桑墨池湯谷日出國，艟艨船隊過天之浮橋到達秘魯和中美注入，乘涕竹舟到中美洲墨齒國，或向北穿過朝鮮海峽谷、日本海峽、千島群島、韃靼海峽、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到北美洲，然后再南下，另一支經穿越白令海峽冬季冰橋到阿拉斯加再南下美洲。從血液、DNA樣本和基因組序測定印第安人和南美洲人屬亞洲黃色人種，從文化形構和圖騰崇拜可以看到印第安人與中國彝族人有深遠的淵源關系，墨西哥瑪雅文明和秘魯印加文明與亞洲東方文明特征驚人偶同，日本人尋根認為是今川滇一帶納西族的后代，朝鮮、韓國文化隱現(xiàn)著大量西羌文化的身影。本文將重點述及華夏昆侖族團沿黃河、長江遷徙而致的一系列共生文明及其對東方文化的輝煌創(chuàng)造所奠立的堅實基礎，東方“(長)江(黃)河文明”的相互交融，和東方江河文明在世界古文明序列中的崇高地位，廣漢三星堆文明與黃河長江文明的重要關系。
   
    上篇：黃河流域文明創(chuàng)生與流布
   
    古中國西北三皇伏羲、女媧、神農(炎帝)之后，5000年前，當文明曙光照臨滔滔黃河和浩浩長江源頭的時候，孕育出中華民族一個最偉大的英雄--黃帝。從此古中國步入英雄輩出、巨人崛起的“英雄時代”。先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無限崇拜把帝王將相酋長首領這些人傳為神。
    座落在豫西黃河中游南岸的河南澠池縣有一個神奇的村莊--仰韶村?！把錾匚幕边z址已發(fā)現(xiàn)1000余處，距今7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豫西和晉南。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那些出土的紅底上描繪著精美黑色圖案的彩色陶片，在默默訴說著豐富的史前史，徹底打破了此前西方學者所謂“中國沒有石器時代”的荒謬說辭。在仰韶軒轅黃帝鑄鼎原，黃帝一統(tǒng)天下采銅在此鑄鼎。那時人們已初步掌握了黃銅冶煉、紅銅冷鑄技術。
    仰韶發(fā)現(xiàn)的目光驟然擦亮，轉向黃河下游的齊魯?shù)貐^(qū)，在城子崖“鵝鴨城”驚喜發(fā)現(xiàn)一處黑陶文化遺址--“龍山文化”揭開神秘面紗。這是繼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之后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里程碑。龍山發(fā)現(xiàn)的黑陶杯其中一只重不及50克，器壁厚處1毫米、最薄處僅0．3毫米，人們稱之為“蛋殼陶”?！褒埳轿幕本嘟?600年到4000年左右。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京浦鐵路復線工程動工意外挖出100多座大汶口墓葬，那遠古靈魂6000多年的沉默后說話了。從昆侖山下來先期到達此地的先民部族中，6500年前以山東泰山為中心區(qū)域的大汶口人，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國東方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汶口勇敢而驃悍的男子平均身高172米，比仰韶文化的男子平均高出4公分。距今有5000年后，大汶口文化向北直達遼東半島，向南扎入淮河流域直逼長江北岸。
    距今6700年前，從昆侖山先期到達豫西的仰韶人其中一支，回轉選擇了華山腳下一片沃土生存--那就是陜西半坡。這一支“仰韶人”成為了“半坡人”，營造著遠古時代的東方伊甸園，寬8米深6米的一條大壕溝內由半地穴式向地面建筑過渡的房屋是既能防御又能生活的天堂。
    在甘肅、青海地區(qū)，人們又發(fā)現(xiàn)彩陶達至最高技術和藝術成就的“馬家窯文化”，千變萬化的彩陶紋樣多達500余種。馬家窯人是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從炎帝部族后裔中分離出來的仰韶人的一支，他們回首西行駐足青甘，成為古史中記載的羌人的祖先。
    仰韶文化的另一支，應當屬黃帝部族，沿黃河東岸與太行山麓之間的汾河北上，在今天河北省北部的桑乾河上游遇到了別一支文化的強力碰撞。處居遼西、蒙東南的喀拉沁左旗東山嘴--赤峰的“紅山文化”，跨越年代為距今6000年到5000年。紅山文化由此輻射吉林、河北地區(qū)。馬蹄狀玉發(fā)箍的出土地牛河梁積石冢是紅山文化獨特的墓葬形制，在積石冢旁邊有一處礫石壘筑的三重圓形的三環(huán)石壇，外環(huán)正好是內環(huán)直徑的兩倍，來自于對冬至與夏至時太陽運行軌跡與運行速度的觀察，派生出基于三環(huán)概念的中國傳統(tǒng)宇宙蓋天理論而反映了5000年前中國天文學最高成就。這片積石冢--三環(huán)壇分別祭地與祭天，就是中國最早的地壇和天壇!牛河梁一群神秘女人泥塑，其中最高一尊竟達5米，那威嚴而慈祥的老祖母形象就是人們對5000年前母系社會標志的先祖的頂禮膜拜。
    華山周圍仰韶、半坡的黃帝部族形成黃河中游豫、晉、陜華夏“中州集團”。黃河下游泰山周圍的大汶口、紅山的東方部族形成“東夷集團”，東夷集團既有早于黃帝部族的炎帝部族支系，也有昊帝部落的太昊、少昊部族，還有一位顯赫而神秘的英雄--蚩尤。昆侖--華山--泰山，在黃河流域的大遷徙的起點、中點和終點矗立著三大航標，一并成為華夏民族的圣山、神山和國山。
   
    中篇：長江流域文化創(chuàng)生與流布
   
    當黃河流域大遷徙分流駐行，沿途創(chuàng)造了輝煌文明的同時，長江流域仿佛是一片遠離征戰(zhàn)、和平建設的金色地帶，人們誤以為這一帶尚處于蠻荒時代，而把由昆侖山下來沿長江流域遷徙流布的部族稱為南蠻民族的“苗蠻集團”。與黃河下游龍山文化幾乎同一時期，距離今4600年到4000年的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已出現(xiàn)環(huán)繞寬大壕溝的超過100萬平方米的城池，并且制造出令今人驚嘆和傾倒的鳥禽獸形精美玉器。
    同樣在長江中游，洞庭湖一個偏僻村莊“城頭山”，1996年發(fā)現(xiàn)一座高出地面5米、城內面積88萬平方米的古城，引起考古學界的強烈關注。城頭山埋藏著經過四次建造的古城，第一次最早的城壓在最下面，依次是第二次、第三次、每四次，壓在最下面的古城是距今6000年前所建。有著東西南北四座城門的古城，城墻頂寬13米，墻基寬度達35米，墻外護城河寬30多米，東門一條鵝卵石大路約最早把陽光引進城中。挖開厚厚淤泥，一處和而今一模一樣的稻田及旁邊直徑2米深15米的圓形蓄水池，由一條山溝相通立刻顯露出來。那時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稻作農業(yè)和彩陶藝術皆已出現(xiàn)。壯觀的古城，精細的陶藝，魚米之鄉(xiāng)，這一切都顯示著古長江文明的的高度發(fā)達。洞庭湖地區(qū)的種稻歷史事實上可追溯到9000年前。從昆侖山下來沿長江流域東遷的一支先民可能比沿黃河流域東遷那一支更先到達中南和華東地區(qū)。
    沿長江而下，從昆侖山來到浙江東部沿海的寧紹平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前的華夏先民，在原達4米的文化層中，把河姆渡人的“河姆渡文化”故事堆積到今天。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對這里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如果將這里發(fā)掘的稻谷堆積換算成新鮮稻谷，足有12萬公斤，差不多夠500人吃一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飼養(yǎng)豬、牛，種植蔬菜，還把最珍貴的象牙雕刻成華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太陽鳥。初來此地，為躲避洪水和野獸害蟲，用木頭建起高高的房子，就象樹上的鳥巢，與黃河流域半地穴式人居完全不同，河姆渡人在木樁上架設龍骨承托樓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蓋頂而成防水潮的干欄式房屋，過著親密無間的集體生活，大房子足有160多平方米，他們就是“有巢氏”。他們建造房屋使用了非常先進的卯榫結構包括復雜的燕尾榫和帶銷釘孔的榫以及很高工藝水準的地板“企口拼接”技術--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國木結構建筑最基本的要素，在當時可能還沒有金屬的7000年以前的石器時代就成功發(fā)明，其工程的艱巨和人們智慧的高超，簡直讓今人難以猜想。
    長江下游泛太湖地區(qū)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發(fā)現(xiàn)和重新認定，揭開了距今5300年到4100年左右的繅絲技術和玉器制造之謎。據(jù)碳14測定，5000年前良渚人就已養(yǎng)蠶繅絲，7000年前這里就已有了蠶的形象。魅力四射的玉器多以透閃石、陽起石系列為原材料，稱作比金屬還硬的“軟玉”，在還沒有金屬的石代，用什么方法刻畫雕琢出如此繁縟而纖細的花紋呢?有的1毫米寬內競微刻有5根線條，至今仍是不解之秘。
    由余杭北行到瑤山--莫角山，高出地面5至8米的長方形土臺，面積30萬平方米，至少需1萬人工作一年才能壘筑完成，祭壇的東、西、南三面還有12座良渚人墳墓。這是一支良渚軍隊北伐至距良渚文化中心數(shù)百公里的蘇北新沂而留下的戰(zhàn)死紀念地，是良渚人與大汶口人激戰(zhàn)的結局。
    話分兩頭，長江中游上段峽江地區(qū)，近年三峽工程文物搶救考古大開眼界，強力佐證著長江文化的悠久。豐都玉溪坪和忠縣淦井溝哨棚嘴文化距今約4500年到7000年，反映出漁獵和農事兼有的經濟形態(tài)，峽江地區(qū)與長江下游同時甚或更早地向新石器時期邁進。巫峽東段巴東楠木園文化、西陵峽東段城背溪文化、秭歸柳林溪和宜昌楊家灣遺址，獨特的刻畫符號無法解讀，應是早期文字的萌芽。巫山大溪文化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屈肢葬和華美頸飾為長江新石器文化提供了特別的注腳。尤在忠縣淦井溝，12米深的探坑底部往上數(shù)，自新石器時代、夏、商、周至宋、元、明、清每段地層，竟然堆積了5000年來綿延不絕的“中國通史”，是為絕無僅有的個例!三峽庫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使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長江，與黃河文化共生互動的長江文化，在長江三峽間如江水一樣源遠流長。長江三峽不僅是大江通道、自然畫廊，更是中華文明和文明史的通道走廊。昆侖文化之一支一直沿長江上、中、下游流移，必經三峽。長期縈繞在考古學家腦海里“為什么長江上游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左右的城址竟與長江中游湖北石家河遺址的同時代古城址會驚人相似”的謎團，由此渙然冰釋。長江文明的大發(fā)現(xiàn)，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搖籃只是黃河”的狹隘孤立的觀點和說法。
   
    下篇：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碰撞與交融和三星堆文明的奇崛形成
   
    前述“東夷集團”內部，長江下游良渚人與黃河下游大汶口人的殊死激戰(zhàn)，最終結盟。結盟的前提是，東夷蚩尤聯(lián)盟集團要與黃河中游與自己同樣強大的黃帝聯(lián)盟集團就要展開大戰(zhàn)，矛盾關系轉化了。在“黃蚩大戰(zhàn)”發(fā)生前，炎帝后裔部族與黃帝部族結成“華夏集團”部族聯(lián)盟。大戰(zhàn)大約在5000年前于河南東中部始漸接觸。戰(zhàn)爭與和平從來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強權政治”是國家與國家間、部族與部族間的“國際關系”的本質。為了和平與發(fā)展，雙方擴充領土，爭奪財富，選擇了戰(zhàn)爭以分高下。
    炎帝在世早于黃帝約600年，此前炎帝后裔部族同黃帝部族在結盟前也發(fā)生過小規(guī)模的爭戰(zhàn)。《史記·五帝本記》所載炎帝與黃帝當面打仗實則是“張飛打岳飛”一樣的訛傳。所謂“炎黃之爭”和“炎黃結盟”都是炎帝后裔與黃帝之間發(fā)生的。“炎黃華夏集團”與“蚩尤東夷集團”的大戰(zhàn)，即為歷史著名的“涿鹿之戰(zhàn)”。中原“逐鹿”，鹿死誰手?在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交匯處，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文明的催生婆的這場黃蚩戰(zhàn)爭，在可能還沒有金屬的“冷兵器”即石兵器時代，同樣殘酷而壯烈。在5000年后挖出的將士腿骨上，依然嵌留著威力相當于一顆今天的手榴彈的石箭難以拔出!戰(zhàn)爭的的結果是：東部黃河下游與長江下游聯(lián)盟集團，同中西部黃河中上游聯(lián)盟集團達成共識，建立了涿鹿戰(zhàn)后的大中華聯(lián)盟，加強了政治、文化、經濟交流與聯(lián)系，共同融合為后來的華夏族核心，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立了最初的基石。涿鹿之戰(zhàn)，使歷經數(shù)千年的新石器銅石并用(當時只有黃銅和紅銅)的“英雄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而且使黃河、長江文明互動相融更為深化。
    當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的文明波譎云詭浩淼激蕩地不斷催生和發(fā)展，幾被人們所遺忘的長江上游岷山地區(qū)岷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文明是否還在沉睡?從現(xiàn)有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一帶以蜀地為代表的文明，最長也不過在距今5000年左右才顯現(xiàn)端倪。其實青藏高原昆侖山北麓的氐羌族團，以及前文述及的馬家窯人作為仰韶人的一支沿黃河回溯西行駐足青甘，成為羌人先祖，他們一部分從山口南下長江上游岷山地區(qū)的岷江流域，留居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沿龍門山脈南側夾縫間經彭州來到川西平原腹心廣漢三星堆，并且可能向北、向東、向西、向南散布延衍，逐漸影響至巴山西南、峽江地區(qū)、川東南黔江和湖南湘西地區(qū)。廣漢三星堆原來并不發(fā)達的一、二期文化征貌和文物殘片，說明當時古蜀川文明尚未顯露驚人之處。但是，廣漢三星堆同一、二期文化一道掩埋于祭品坑的完整全套精美異常舉世罕見的龐大系列青銅禮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挖磚泥出土一不小心而驚震世界!此批器物掩埋于商代晚期，但從其形制、技藝、神貌、圖飾符號及文化特征來探究，絕非巴蜀盆地當時的產物，而應是商以前的夏朝王室祭器。此前四川盆地尚未發(fā)現(xiàn)銅礦而無冶銅技術。連三星堆一、二期文化的陶片也零星而粗陋，根本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同位素碳14衰變測定對青銅器毫無辦法，而只能對青銅器所埋藏的周圍隨葬的非金屬物品和復土層進行測定而推斷，故在不盡了解華夏文明源流和黃河長江文明互動交融關系的考古者，就尷尬地將三星堆(三期文化)青銅器姑且定為商代中晚期本土產生的，但又找不到更為切實的依據(jù)。問飛來文化源出何處?省外和國外許多專家學者盡皆茫然。
    其實早在1934年，當剛發(fā)現(xiàn)月亮灣石環(huán)不久，華西大學(川大前身)考古專家林名均就致信正在日本求學的郭沫若，郭當即復信稱廣漢三星堆古蜀文化與華北地區(qū)文化特征近似，可能曾有著接觸和聯(lián)系，那時并未發(fā)現(xiàn)精美的三期文化青銅組器，郭沫若敏感超人的悟性成為一直懸在新一代古蜀文化學者心空的鑰匙。廣漢三星堆三期文明青銅祭器的“文化飛來說”和“文物外來說”越來越響徹人們的視聽空間。
    “蜀”最早究竟在哪里?《說文》：“蜀，葵中蠶也”；《左傳·宣公十八年》：“蜀，魯?shù)匾病?；《左傳春秋辭典》：“蜀為魯?shù)?，在山東泰安西”……那么蜀為什么、于何時又在四川?
    如果說胡太玉將廣漢三星堆比成《圣經》中伊甸園的想象還有些迷蒙的話，后來居上的古巴蜀文化學者白劍先生，是力排眾議、富于實證、理性思辨與勇毅創(chuàng)見而探幽發(fā)微，揭示“廣漢三星堆三期文明源自夏代并且從山東齊魯古蜀地輾轉而來”的第一人，對華夏文明的起源發(fā)展史和黃河長江文明共生互動史，找到大量的翔實依據(jù)和科學印證，解決了多少年縈繞于人們心中百思難求其解的廣漢三星堆輝煌文明的源流問題，把華夏文明可考史和廣漢三星堆文明史向前至少推進了數(shù)百年。白劍《文明的母地》和《無字天書--世界第九大奇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首版)受到省外尤其海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首肯，在省內卻曾一度遭遇冷遇和阻力。是獨立思考還是人云亦云?任何一門科學都是建立在假說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白劍對“三星堆青銅器的產生斷代為商代中晚期”的誤斷提出大膽質疑：(一)廣漢三星堆出土的幾百件精美青銅器，每件都不一樣，不少大件器為多件組合，這需要一系列不會腐朽的模具來生產，而三星堆遺址從未發(fā)現(xiàn)哪怕一塊模具殘片，蜀地此前，亦未發(fā)現(xiàn)任何冶銅遺跡，而如此精美絕倫舉世無雙的青銅器，冶煉技術至少在1千年以上才能趨臻如此成熟；(二)商王朝大規(guī)模向各諸候國強力推廣商部族所發(fā)明的文字，并一直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顓頊為圖騰而傳達為神龜，商代同期他地出土的銅器上必有神龜(玄武)圖案，廣漢三星堆如許龐大青銅禮器陣容，無一文字和神龜圖案，而每一件都負載著和表達著夏文化，無論其形制、圖紋特征都能找到夏文化的祖型，無一件與商文化有關；(三)廣漢三星堆所有的青銅器冶鑄技術都在同一水平線，無技術積累期的任何粗糙銅器出現(xiàn)，且以同一澆鑄技術制成，這些冶煉技術又突然中斷于器物入坑之時，再也沒有流傳，以至于蜀地其他文化遺址出土的比廣漢三星堆至少晚1000年的青銅技術比三星堆時期卻落后得多，且風格迥異。這顯然是外來禮器。生于山東“汶川”的大華夏聯(lián)盟集團新的首領大禹在山東臨沂建立夏朝國家政權?！妒纷C·封禪書》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說明夏朝開國的夏禹時代亦即龍山文化中晚期青銅時代的發(fā)端期，冶銅技術已相當成熟，因“鼎”是祭天祭祖的圣物，非一般技術可達。
    三星堆三期文化青銅禮器集群應當是夏王朝冶鑄的祭器，那些精美的面具和頭像就是夏朝的諸王侯，而高3．84厘米青銅“通天神樹”亦是夏朝為紀念昆侖先祖太陽神而規(guī)范鑄制的有金龍和十只神鳥的太陽樹，縱目燭龍神就是夏朝部族早期敬祀的主圖騰之一，乃史界公認的夏王朝經典祭器……。
    那么，夏王朝的“國器”何以突然來到遙及萬里的長江上游川西平原三星堆且又突然掩埋于商代晚期而塵封數(shù)千年?白劍根據(jù)史籍《竹書紀年》等相關記載，描述了一個生動的故事，那是多么艱險而崢嶸的歷程!三星堆青銅器的創(chuàng)造者和管理者，應是泰山南面齊魯古蜀地的有紹氏蜀族，他們負責看護呈祭這些禮器的岱廟，由于政治原因不堪夏桀的暴政，而舉部攜帶所有祖器逃遷，沿黃河而上，再自西北南下到長江上游的岷山之間岷江之畔，與先期由昆侖山青甘地區(qū)到此的羌人匯合，再遷移至川西平原廣漢三星堆地區(qū)，與先期來三星堆定居的土著人(一、二期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融合長居，建立圣城都邑，同時帶來了東部集團先進的的蠶桑技術和耕作文化，共同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蜀文明，并且延續(xù)繁衍，向長江中游流布。那時的廣漢三星堆是農田、河流與都邑、民居相間的圣城人居生態(tài)帶，三星臺就是朝祭華夏先祖的核心地。祭神是為了謝祖恩、許祈愿。直至商末，蜀族參與聯(lián)軍伐紂，行前埋藏了從祖地帶來的青銅宗器，焚毀三星堆圣城以示決戰(zhàn)。三星堆都邑由此消逝于歷史塵封中。
    昆侖文化--夏文化(與長江下游文化交融的黃河文化)--三星堆文化(受黃河文化啟迪的長江上游文化〔蜀文化〕)一脈相承。
   
    續(xù)篇：長江文明源頭之一廣漢三星堆文明造就成都并向峽江荊楚地域流移傳播
   
    廣漢三星堆都邑毀埋后，戰(zhàn)后歸來的將士和戰(zhàn)前暫避的家屬又回到成都平原，在新近發(fā)現(xiàn)的成都西區(qū)“金沙”遺址，就是繼廣漢三星堆之后的又一祭祀中心，新津龍馬鄉(xiāng)寶墩故城依從廣漢三星堆圣城格局而建，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崇州懷遠、犍為羅城、樂山沙灣以及后期的綿陽古城、綿竹古城、汶川古城、什邡古城，皆為廣漢三星堆蜀人后裔所為，甚至秦漢成都故城即內環(huán)線以內區(qū)域的太城、少城和府南河、城墻等布局，都嚴格從廣漢三星堆圣城遺址的基本格局。廣漢三星堆直接影響和促成了成都的形成。三星堆的圣祭，儺舞雅樂，奠定了成都自古成為音樂之都、休閑之都和文化之都的基礎。
    關于三星堆，實則就是三星臺：時臺、靈臺(舞雩臺)和囿臺。廣漢三星堆掩藏之后，在巴蜀各地都相繼出現(xiàn)三星臺?！叭_”、“三星”為地名的上百處。崇州懷遠古鎮(zhèn)至今還存留著鮮為人知完整的三星臺。川北有三臺縣，雅安沙坪鄉(xiāng)有三臺村，青川沙洲鎮(zhèn)有“三堆”，達縣“三星”村旁有土包寨，忠縣、豐都有多處“三星”、“三丘”小地名，不遠處還有“社壇”，三峽夔門之“夔”即雷神(“云中君”)的來由是廣漢三星堆人將先祖泰山祀廟的夔神相沿襲傳播。廣安觀塘鄉(xiāng)南的兩公里就有三臺村名，周圍遍布民星、河星、月星、紅星、九星、天星、金星、明星、三星、光星、旭星、群星、新星、四星、五星、七星等眾多自然村名。魯?shù)貋泶ǖ氖褡咫x開山東后才“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建立商朝，故蜀地遠離北方就只傳承蜀族帶來的夏文化及夏以前的昆侖山文化。“酉陽陽戲”以酒祭太陽神，黔江、湘西土家族就是由長江上游岷江羌族支系冉羌遷移至此與當?shù)厝巳趨R而形成，受成都平原三星堆儺戲巫舞文化的深遠影響。先民有遷居新地時把祖地圣物、地名帶走，甚至把祖先骸骨也掘出帶到新居地掩埋之傳統(tǒng)。三峽巫山、巫峽都受三星堆巫祭影響而得名。“雒城”實為“儺城”，由儺而演化為羅城、樂山、羅江等，尤其“羅江”地名，在今德陽市有古屬綿州治轄的羅江縣，達州通川區(qū)也有羅江鎮(zhèn)，湖廣、蘇浙、閩東都有羅江鎮(zhèn)地名?？梢姀V漢三星堆文化的輻射之廣遠。
    去年6月28日，達川宣漢出土的巴國早期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巴王侯墓葬中的鏤空青銅殘器，造型和工藝與廣漢三星堆非常相似，說明三星堆器物雖然埋藏、其文化卻未消失而向周邊流轉。
    三峽考古從秭歸朝天嘴文化遺跡可判定，大約夏商之際，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已流播、控制了巴人故地的三峽地區(qū)，從而改變了生猛單調的三峽原生態(tài)文化格局。
    而且，長江上游岷江、三星堆文明、長江中游峽江荊楚文明、石家河文化、城頭山文化與長江下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及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一直遙相呼應，互受濡染。
   
結語：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共生互動而同構中華文明和東方文化的整體輝煌，三星堆文明當之無愧地成為長江文明源頭之一和杰出代表長江文明的發(fā)掘尤其三星堆文明的嶄新揭示，重新印證了原曾不被西方承認的稱之為“史前文明傳說史”的中華輝煌文明史。三星堆文明無疑是長江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華夏文明的典型代表。把世界四大古國文明版本從原來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臘”校正為“古中國首當其前，與古巴比倫雙子孿生，古印度、古埃及緊隨其后”。廣漢三星堆文明作為長江文明之源與黃河文明共生互動，其精美青銅文物全世界絕無僅有，其文化價值完全可以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而具有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同等崇高地位。廣漢三星堆應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而重新定位其文化價值，同時慧眼發(fā)掘其產業(yè)價值，把保護、開發(fā)和利用有機統(tǒng)一起來，不辱傳承巴蜀先進文化的責任和使命。
   
    (劉斌夫：四川大學非公有制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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