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奸似忠說陳祗
錢翥
2016年08月29日 00:00
沈伯俊
《文史知識》2008年第7期在談?wù)撌駶h的亡國之禍時，人們常常批評后主劉禪的昏庸無能，痛斥宦官黃皓的奸佞亂國，這當然是對的。然而，絕大多數(shù)讀者，包括絕大多數(shù)學者，卻忽略了一個助長劉禪的昏庸，促使蜀漢后期朝政腐敗的關(guān)鍵性人物——陳祗。
陳祗（？—258），字奉宗，汝南平輿（今河南平輿）人，蜀漢重臣許靖之兄的外孫。他自幼失去雙親，因而在許靖家長大，并一直跟在許靖身邊。
許靖（？—222），字文休，是漢末三國時期名氣很大的人物。他年輕時就與從弟許劭以善于品評人物著稱，每個月都要更換對當時知名人物的評價排序，號稱“汝南月旦評”。大家熟悉的那句對曹操的千古定評“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就出自許劭之口。許靖名氣不如許劭，而且由于感情不合，曾被許劭排斥；但憑著正直的品格和過人的才干，在漢靈帝在位時就擔任了尚書郎，主管官員的選拔。靈帝死，少帝即位，董卓進京，控制朝政。許靖協(xié)助吏部尚書周毖，仍盡力舉薦任用優(yōu)秀人才：進用荀爽、韓融、陳紀等名士為公卿郡守，任命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韓馥等人上任后，都起兵討伐董卓；為此，董卓殺害了周毖。許靖逃離洛陽，在天下大亂中輾轉(zhuǎn)流徙于豫州、吳郡、會稽，后又遠赴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內(nèi)東北）。無論走到哪里，他都“收恤親里，經(jīng)紀振贍，出于仁厚”；“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因而贏得了普遍的贊譽。后來，益州牧劉璋派人邀請他，許靖便來到蜀中，先后任巴郡太守、廣漢太守、蜀郡太守。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奪取益州，以許靖為左將軍長史（此時劉備的主要官銜是“左將軍領(lǐng)荊、益二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以許靖為太傅，名義上位居文臣之首。章武元年（221），劉備稱帝，又以許靖為司徒，在文臣中僅次于丞相諸葛亮。此時，許靖已經(jīng)年逾七十，雖然不掌實權(quán)，但因幾十年的盛名，加之愛惜人才，樂于獎掖后進，威望很高，連諸葛亮都很尊重他。
借助許靖在蜀漢的崇高地位和聲望，陳祗弱冠（二十歲左右）便已知名，逐步升遷為選曹郎（負責選拔官員的尚書郎）。他相貌堂堂，多才多藝，頗有心計和手段，受到當時執(zhí)掌朝政的大將軍費祎的賞識。延熙九年（246）冬，頭號執(zhí)政大臣、大司馬蔣琬和輔助蔣琬、費祎，負責處理日常政務(wù)的侍中、尚書令董允逝世，費祎便把陳祗破格提拔為侍中，代替董允主管宮中事務(wù)，從而掌握了相當大的權(quán)力。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東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劉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執(zhí)法嚴謹，為政清廉，深得民眾擁戴。劉備奪取益州后，任命他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共同負責處理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務(wù)。他勤于國事，為人坦誠，事有不妥，能與諸葛亮反復(fù)磋商，深得諸葛亮稱贊。董允繼承家風，年輕時即與費祎齊名。初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遷黃門侍郎，頗得諸葛亮信任。諸葛亮北伐，留他與郭攸之、費祎總攝宮中之事。不久，費祎調(diào)任丞相參軍，董允遷侍中，領(lǐng)虎賁中郎將，統(tǒng)宿衛(wèi)親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溫順，而董允忠直敢言，諫諍后主過失的責任實際上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剛直不阿，處事總是防患于未然，對后主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敢于勸阻。例如，后主多次企圖增加后宮嬪妃；董允卻認為古代后妃人數(shù)不能超過十二個，現(xiàn)在人數(shù)已經(jīng)夠了，不宜增加。后主無可奈何，對他頗有幾分敬畏。對于后主寵愛的宦官黃皓，董允經(jīng)常管束督責，因而黃皓更是怕他，不敢為非作歹，其身份不過是小小的黃門丞。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祎副貳，與蔣琬、費祎并為蜀漢重臣。在這十幾年間，蜀漢宮廷風氣較正，后主基本上能守君道。因此，蜀漢民眾無不追思董允?！度A陽國志·劉后主志》贊許道：“（董）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群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祎）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font>
然而，陳祗繼任侍中后，既沒有繼承許靖寬仁大度、公忠體國的品格，也沒有學習董允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風骨，卻一反董允成規(guī)，與黃皓內(nèi)外勾結(jié)，一味迎合后主的享樂欲望，使其開始走上昏庸之路；黃皓也晉升為黃門令，開始干預(yù)政事。對費祎、姜維等執(zhí)政大臣，陳祗則玩弄兩面手法，極力敷衍，繼續(xù)騙取他們的信任。延熙十四年（251），尚書令呂乂卒，他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zhèn)軍將軍，掌握了更大的權(quán)力。由于費祎北駐漢壽（今四川省廣元市昭化鎮(zhèn)），兩年后被刺于該地，姜維則長期在外領(lǐng)兵打仗，兩人都很少過問朝政，因此，朝中大權(quán)，實際上被陳祗所控制。于是，陳祗更加肆無忌憚地串通黃皓，進一步引誘后主沉溺于聲色犬馬。在二人的包圍和迎合下，后主貪圖享樂的性格弱點日益膨脹，覺得二人對自己處處順從體貼，把自己服侍得很舒服，很順心。相比之下，那位動不動就諫阻自己的董允，自然讓他想起來就不舒服；久而久之，竟至“追怨允日深”。在陳祗掌權(quán)的十二年間（246－258），善惡混淆，是非顛倒，后主越來越昏庸，朝政也越來越腐敗。由此可見，他實在是一個看似辦事能干，實則奸佞誤國的小人！
可嘆的是，這樣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人，卻被糊涂的后主視為“忠臣”。景耀元年（258），陳祗卒，后主竟然深感痛惜，為之流涕，甚至下詔追謚他為“忠侯”！后主還賜其子陳粲關(guān)內(nèi)侯爵位，提拔其次子陳裕為黃門侍郎。如此寵愛厚待，在蜀漢后期極為罕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古人云：“大奸似忠?！标愳笳沁@樣一個大奸似忠的角色。
陳祗死后，黃皓由黃門令晉升為中常侍、奉車都尉，全面操縱朝政，結(jié)黨營私，賣官鬻爵，短短幾年就使蜀漢政治敗壞到難以收拾，以至“入其朝，不聞直言；經(jīng)其野，民有菜色”。終于，當曹魏幾路大軍殺來，姜維等人不得不窮于應(yīng)付；而當鄧艾偷度陰平，諸葛瞻戰(zhàn)敗而死，后主便倉皇出降，蜀漢就此覆滅。
蜀漢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疆域最小，國力最弱，長期與魏對峙，民力已消耗殆盡；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敗，加速了國勢的衰落。對此，劉禪本人當然要負主要責任；陳祗、黃皓促使劉禪昏庸，朝政腐敗，罪不可赦；而姜維、董厥、樊建、諸葛瞻等后期執(zhí)政大臣缺乏遠見卓識，軍事、政治舉措多有不當，對陳祗、黃皓專權(quán)亂國缺乏足夠的警覺和有力的抑制，也并非毫無干系。
想當初，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可惜，劉禪逐漸淡忘了諸葛亮的諄諄囑咐。蜀漢后期的歷史，再一次印證了這一歷史經(jīng)驗。
可以說，蜀漢后期的腐敗，始于陳祗的當權(quán)。這樣一個出身名門、相貌威嚴、頗有能力的人物，應(yīng)該說原本具有起碼的是非感，為何卻偏要昧著良心當小人，以致禍國殃民？他是怎樣巧言令色，騙取費祎這樣精明強干的賢臣的好感和信任？他又是怎樣迷惑后主，竟然成為后主最寵信、最離不開的大臣？這些都很值得研究。
然而，由于《三國演義》沒有具體描寫蜀漢后期政治的演變，陳祗在小說中根本沒有出場，而絕大多數(shù)讀者又并未通讀（甚至根本沒有讀過）史書《三國志》，因此，這個對蜀漢危害極大的奸臣，竟長期逃脫了多數(shù)人的口誅筆伐。有感于此，筆者特撰此文，予以揭露和鞭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