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西方困境與中國路徑
楊秦霞
2019年11月15日 01:39
張賀 高望
中國社會科學報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成為推動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諸多領域的治理中發(fā)揮著示范引領作用。過去的三十年,世界各國大都效仿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來改革本國的治理機制。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西方治理理念所主張的政策遭遇普遍失敗,全球性挑戰(zhàn)和全球治理難題日益增多。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重回孤立主義,逆全球化和國內治理議程優(yōu)先的政治取向愈發(fā)凸顯,無法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的解決路徑和方案。
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全球治理是指對世界進行規(guī)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復雜機制和過程,旨在通過解決全球性緊迫問題,增加全球財富、增進世界人民福祉,最終實現(xiàn)全球“善治”的目標。然而,近年來全球性新問題日益多元化凸顯了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西方國家行為失范與公共產(chǎn)品缺失。西方發(fā)達國家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下的主要受益行為體,本應主動在全球治理中提供成熟的方案與可供選擇的路徑安排。然而,難民危機、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不少發(fā)達國家行為嚴重失范,不僅不能提供成熟的解決方案,反而加劇了一些問題的嚴重程度,把全球治理當作謀求國家利益的手段。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安全與發(fā)展等全球治理的基礎議題上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嚴重不足,集體行動意愿減少。部分國家把是否提供公共產(chǎn)品與自身是否能獲得極致國家利益掛鉤,導致了嚴重的全球性問題。
其次是全球治理機制應對變局能力不足。全球治理機制對于維護世界安全與促進地區(qū)發(fā)展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機制應對世界變局的能力存在嚴重不足。一方面,部分全球治理機構或單元在重大議題面前缺位或無法做出相應安排。世界主要國家退出部分重要全球治理機制后造成領導力不足,進而影響應對變局的能力。另一方面,現(xiàn)有全球治理機制越來越不適應世界微觀治理格局。目前,聯(lián)合國、世界貿(mào)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的重要國際機構在地區(qū)微觀治理方面效果不彰。部分西方國家借助國際組織推行帶有濃厚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治理方案或與自身利益掛鉤的方案,造成地區(qū)動蕩和發(fā)展遲緩。
再次是新興市場國家難以承擔全球治理重任。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掌控著全球治理權力結構,擁有絕對的全球治理話語權與影響力,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治理層面是后來者、跟隨者,參與有限。盡管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經(jīng)濟實力與影響力較此前有了大幅增長,但在全球治理層面參與集體行動、提供公共產(chǎn)品方面既有能力不足也有意愿不足的問題。就能力而言,新興市場國家經(jīng)濟結構有不合理之處,抗風險能力仍然薄弱。就意愿而言,新興市場國家有成為區(qū)域性大國甚至全球性大國的資源、產(chǎn)業(yè)、市場等基礎,但仍沒有做好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準備。因此,在全球治理層面,新興市場國家缺少參與重大全球治理議程的設置和方案設計的意愿和能力。在操作層面上,它們就更沒有能力與西方發(fā)達國家進行博弈,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興市場國家國際影響力的展現(xiàn)。
西方全球治理理念遭遇困境
全球治理是一種超越主權國家卻沒有“世界政府”資源支撐的治理途徑。因此全球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有著大國協(xié)調或者大國主導的痕跡。經(jīng)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憑借其超級大國地位,創(chuàng)建了符合其偏好和利益的一系列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等國際機制。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西方盛行,它們也被作為治理范式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推廣,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嚴重影響了全球治理的走向,造成了一系列災難性后果。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克林頓、奧巴馬政府向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治理范式,并將新自由主義視為國家改革和治理的唯一路徑。由于新自由主義過度強調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反對政府有效干預,導致一些推行新自由主義治理范式的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停滯、貧富分化加劇、腐敗蔓延和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嚴重后果。新自由主義引領的全球化反對國家間的互利性,忽視發(fā)展中國家的差異性,沒有考慮發(fā)展中國家缺乏參與國際競爭的經(jīng)驗和能力,帶來的直接結果只會是發(fā)達國家繼續(xù)維持其優(yōu)勢地位,而非共贏結局。
2000年以后,美國總統(tǒng)布什開始在對外領域推行新保守主義。在這一時期,美國等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更多以單邊為主要特征,強調以單邊干涉的方式而非依靠國際組織的方式推廣西方意識形態(tài),維護美國在地區(qū)問題上的霸權地位。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雖與布什政府表現(xiàn)不同,但單邊主義傾向更加凸顯,藐視并放棄全球治理多邊主義立場,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極端單邊化。
從本質上說,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維護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利益和美國主導下的全球霸權體系,它們都是以西方價值觀為根本遵循,強調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全球治理需要服從國家利益安排,這必然無法帶來一個公平、正義、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中國探索參與全球治理的新路徑
在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風潮加劇、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的背景下,中國順勢而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舉措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為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方案,為解決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緩解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填補全球治理發(fā)展缺位提供了新路徑,體現(xiàn)了中國作為大國對人類命運前途的責任擔當。
中國探索參與全球治理的新路徑,著眼于全人類的發(fā)展理念,根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豐富實踐?！叭祟惷\共同體”倡導建立主權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guī)則平等的新秩序,構建共同治理、責任共擔、成果共享的新理念,打造包容共生、互利共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世界。目前,“人類命運共同體”已被寫入《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入聯(lián)合國大會、安理會和專門機構的決議,成為廣泛的國內外共識。
中國40年高速經(jīng)濟發(fā)展與完整齊備的制造業(yè)部門崛起,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另一條也是最有希望的發(fā)展路徑選擇。而“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向更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和基本途徑,也是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方案。實施幾年來,“一帶一路”從寫意到寫實,從亞洲、歐洲到非洲、美洲,朋友圈不斷擴容,吸引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豐富新型國際關系內涵。
除了“一帶一路”之外,近年來中國提出了一系列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體現(xiàn)了中國“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在全球政治治理領域主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wǎng)絡;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的亞洲安全觀,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共同發(fā)展的美好世界;在全球發(fā)展治理領域倡導正確的義利觀以及以“公平、開放、全面、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發(fā)展觀,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建設實踐,打破了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系格局,走出了一條超越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道路,“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動全球治理制度創(chuàng)新貢獻了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人民日報海外版海外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