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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績效考核真的有效嗎？

《指標陷阱》

孫喜

2020年09月02日 07:42

宋世方

一個層級性社會組織的有序性離不開管理行為。管理的基本模式可以描述為：管理者設立目標，將目標分解為下層級的可執(zhí)行任務并落實執(zhí)行者，督促檢查執(zhí)行者任務完成情況，并視其任務完成的程度給予獎懲。從管理者角度看，目標實現(xiàn)的情況依賴于它所安排的任務完成情況。因此，管理者需要為任務部門或任務的執(zhí)行人設計動力機制：將目標分解的任務進行量化，并將任務部門對量化目標的完成情況（即績效）與任務部門的利益（獎懲）掛鉤，并且指標越具體詳盡，獎懲力度越大，管理者的目標實現(xiàn)得越充分。

這一思路并不復雜，也是現(xiàn)實社會中管理的基本模式。然而這一看似完美的邏輯在現(xiàn)實中可能遇到悖論：任務部門在利益激勵及懲罰約束下完成的指標，可能并不是管理者真正需要的目標！《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yè)、社會和生活》一書的作者杰瑞·穆勒基于對社會各領域的考察，從各種不同的視角揭示了這種目標沖突，同時為追求量化考核的管理模式敲響了警鐘。

作者將追求和依賴量化考核指標的行為稱為“指標固戀”，即坎貝爾定律的一種表現(xiàn)：任何量化的社會指標，越多地用于社會決策，就越容易帶來腐敗壓力，越容易扭曲和腐蝕它意圖監(jiān)管的社會過程。這是因為基于量化指標體現(xiàn)的績效獎懲屬于外在激勵，若是用于企業(yè)家等純商業(yè)目標行為激勵較為有用，而用之于醫(yī)生、教師等非商業(yè)目標的行為激勵則可能出現(xiàn)問題：它會使被激勵者只關注獎勵，而不是關注任務以及對任務的興趣，由此產生了指標陷阱。

作者分析了指標陷阱產生的主要原因：人們總是傾向于測量最容易測量的元素，而由這些最易測量的元素構成的指標并不能準確反映管理的真實目標；量化指標需要對任務進行標準化處理，而標準化則會降低信息質量，標準之外的信息不再被關注；基于量化指標績效的激勵可能導致被激勵者以種種方式規(guī)避指標約束，使指標徒有形式而無法真實體現(xiàn)任務內容；由于指標測量的邊際成本遞增，管理者獲得量化信息會產生高昂的成本。

該書以不同的社會領域的事例，生動地向讀者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指標陷阱。在教育領域，政府或其他社會組織具有追求提升大學教育入學率的目標，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過程會導致大學入學門檻下降，入學群體中無法完成學業(yè)的人數(shù)上升，浪費了他們的大學階段的費用支出。

大學排名是教育領域指標陷阱的另一表現(xiàn)。大學排名雖然可以顯示排行榜中高校的辦學水平，同時可以給入學申請人以重要的學校選擇參考指標，然而大學排名會導致學校根據排名指標實施提升自己指標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會大量損耗學校的教育資源，如一些排名一般的學校通過在高等教育刊物上刊登大幅廣告來提升本校的知名度，以便提高其他大學校長為本校聲望打分這一指標，因為其他大學校長對一般的高校并不了解，而只能憑對某個學校有無印象進行打分。同時，排名還會導致學校操縱排名指標。例如，美國高校法學院的排名部分取決于錄取的全日制入學考試成績，為改善自己的指標，學校就會選擇以非全日制預科名義錄取低分學生，而這類學生分數(shù)不在排名指標統(tǒng)計范圍。顯然，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提升該學校或學院的排名，但并不能體現(xiàn)本應體現(xiàn)的學生質量的提高。出版物數(shù)量是大學排名的一大標準，以出版物數(shù)量評價教師或者學校，會激勵他們產出更多的出版物而無視出版物的質量，人們看到短期出版物的增加，但長期研究能力并沒有提升。即便評估者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通過出版物的影響因子糾正偏差，但新的問題仍隨之而來：學者之間相互引用而形成“引用圈”，排名低的期刊則要求發(fā)表論文的作者在論文中加入對本刊其他論文的引用。

類似的情況在中小學同樣存在。作者以美國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為例，該法案旨在關注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教育質量則通過數(shù)學和英語的考試成績提升來體現(xiàn)，并對完不成指標的學校進行懲罰。在此指標引導下，學校和教師把課堂時間從歷史、社會、藝術、體育等科目轉移到數(shù)學與英語上，成績指標的提高以犧牲學生的更為廣泛的知識視野為代價。

在醫(yī)療領域，考核一個醫(yī)生或醫(yī)院的水平的一個簡單指標，是治愈率或手術成功率。為更好地實現(xiàn)這一指標，醫(yī)生就會拒絕那些治療難度高的病人，只接收有把握治愈的病人，如此一來，醫(yī)生的手術成功率或治愈率高了，但那些需要治療的患者可能因此失去救治機會。再以二次入院率考核指標為例，醫(yī)院為降低該指標，會采取將出院后返院求診的患者置于觀察狀態(tài)、放在門診或急診處理等措施，這樣就成功降低了二次入院率。

即使在看似最適合于指標績效考核的商業(yè)與金融領域，指標陷阱仍舊存在：邁蘭制藥公司對高管實行薪酬激勵，將高管薪酬與公司盈利掛鉤，結果邁蘭一再提高其具有市場壟斷力的注射筆價格，因此遇到民眾抗議和司法調查，此后公司聲譽也陷入崩潰。金融領域的例子是富國銀行在低利率環(huán)境下為增加利潤，為員工設立任務配額，結果員工在任務配額壓力下，對客戶采取欺騙手段，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其注冊賬戶，事發(fā)后雖然大量涉事員工被解雇，銀行仍被各政府職能管理部門和司法部門罰款近兩億美元。指標激勵的代價不可謂不高。

盡管《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yè)、社會和生活》考察的主要是西方社會的案例，但本書研究的指標陷阱現(xiàn)象實際上處處存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讀后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教育界的各種考核，教師在科研的考核壓力下犧牲教學投入，警務的釣魚執(zhí)法，醫(yī)院因公費醫(yī)療費用指標用盡而拒收公費醫(yī)療患者等現(xiàn)象，也在當今世界屢見不鮮。所以該書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關注并努力糾正指標陷阱。